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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只要看清季民初从梁启超到鲁迅都把小说提到改造国民性之最佳武器的高度，便可以想见林氏的影响有多大。
胡适在晚年说起1915年他二十岁时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
。
[4]可知胡适自己至少到1915年时还颇受林纾的影响。
两年后他主动攻击林氏，多少也有些反戈一击的意味。
不仅如此，比胡适小约十余岁的文学家巴金曾自述他年轻的时候，一部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
[5]这部丛书内就有大量林氏的译作。
比巴金又年轻一些的钱锺书也回忆说，林译小说是他十一二岁（1920年前后）时的“大发现”
，它们“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
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新世界”
。
[6]
这些自白极有提示性。
从这些成年晚年回忆所使用的词汇看，林译小说所造成的典范转移是非常明显的。
进而言之，林纾不但直接帮助培养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而且也促成了后来他自己不能认同并要反对的趋新倾向。
许多巴金那一代人或者就是在林译小说的影响下认同和投入了新文化运动及其**漾的余波。
这样一种诡论性的现象，或非林纾始料所能及；但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基本忽视，却是不应该的。
简言之，从小说与思想学术变迁的层面看，不管他自己和新文化诸人是否承认，林纾可以说是个新人物。
其实新文化人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不过在论争时不愿承认罢了。
1924年林纾去世后，那时已心平气和且也有些“落伍”
的胡适才开始给林氏正名，说林是19世纪最后几年因外患刺激而立志从事改革事业的“新人物里的一个”
。
也就是说，“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
。
胡适以为，“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见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7]
这些话，特别是最后提出的“公平”
，新文化人在几年前是不会说的。
胡适说此话虽略含自责的意味，但还是不够干脆。
他自己看过上百部的林译小说，写叙事文颇受林氏影响这件事，就还要等差不多四十年后才肯说。
然而，正因为胡适在说此话时自己也已经有些“落伍”
，即疏离于时代思想言说中心，其听众的广泛就远不如当年。
结果新文化运动时的“反动领袖”
这一身份认同就伴随林纾到如今了。
从一个有志改革的维新党到旧派的发言人，似乎是与清末民初的时代发展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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