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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见《胡适作品集》，第18册，16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
[21]钱玄同自署名的“通信·致独秀”
及化名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载《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2页（栏页）；4卷3号（1918年3月），265～268页（卷页）；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一卷，419页。
[22]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37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23]黄远庸：《新旧思想之冲突》，见《黄远生遗著》，卷一，120页。
[24]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原刊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2月8日，胡适同年4月7日的日记全文抄录此文。
本文引用的胡适日记为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的《藏晖室札记》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1990年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以下只引日期，不再注明卷册。
[25]钱玄同：“通信·致独秀”
，载《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3～6页（栏页）。
[26]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11、2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7]本段及下两段材料，皆本钱锺书：《林纾的翻译》，47～52页。
按陈衍治学观念比林纾更传统，他认为治学须根柢经史，而林纾经史小学不足，“不免空疏之讥”
，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常闹笑话。
钱锺书记：《石语》，载《中国文化》，第13期（1996年6月），1～3页。
[28]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27～28页。
[29]陈独秀：“答臧玉海通信”
，载《新青年》，7卷3号（1920年2月），147页（号页）。
[30]林纾语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7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36，增订版，并参见164～177页；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
钱锺书注意到，林纾晚年在古文界地位甚高后，似亦不愿居桐城派门下，故其书中甚至“极诋桐城派”
。
参见钱锺书为其所记陈衍《石语》所作按语，载《中国文化》第13期，3页。
[31]胡适：“通信·致独秀”
，载《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4页（栏页）。
[32]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04页。
[33]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及刘半农答书，载《新青年》，4卷3号（1918年3月），265～285页（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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