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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揆诸陈独秀在1920年南下前后的言论，胡适的看法绝非无的放矢，甚至可以说基本不差。
傅斯年也认为，陈独秀在《青年》发刊词中所说的六点[60]，是他后来众多言论的“立点”
。
于这一立点出发，“后来之伦理革命论、文学革命论、民治论以及社会主义，都是自然的趋势，必然的产物。
而陈氏之发挥这个立点，尤有一个基本精神，即是他的猛烈的透辟的自由主义”
。
总体看，“他的精神到底是法兰西革命的产品，并不是一个‘普罗’的产品”
。
[61]
一些共产党当事人的言论，也能印证胡适的说法。
前引沈雁冰的回忆说：即使在陈独秀南下以后，《新青年》虽然多谈政治，但在理论方面，却不纯粹。
不仅真“对唯物辩证法有研究者，其时仅一李大钊”
；同时还刊登罗素的文章而不批评，提示出其与自由主义的关联。
那时还有一位西方哲学家身在中国，其影响比罗素有过之无不及，就是杜威。
陈独秀当时对民主（民治）和科学的理解，显然受到胡适和杜威的影响。
他在1919年年底《新青年》7卷1号的《本志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62]在同一期上所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氏更喊出了他常为人引用的口号：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
。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明言：“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
[63]
蔡和森也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
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
。
要到1920年的《新青年》“五一”
劳动节特刊（7卷6号），“才完全把美国思想派赶跑了”
。
[64]蔡和森的记忆有些误差，《新青年》8卷1号都还在刊登杜威的演讲；但他记忆中的感觉，与其他人是类似的。
中共创立时也在上海的李达更曾回忆说，就是在担任中共领导之后，陈独秀也“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
。
他“不懂、也不研究”
那些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向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
。
[65]这样看来，陈独秀在该刊上的言论，还须小心辨析。
马列主义本非一两天可以速成，陈独秀在创建并领导中共之后这方面理论水准不高，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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