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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陈独秀在创建并领导中共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准尚不过如此，则他在此前更接近自由主义，就是非常可能的。
上述几位中共人士的记忆，也都能印证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胡适向来提倡“拿证据来”
，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表述，也是有所本的。
胡适引以为据的，就是陈独秀“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
。
[66]我们知道胡适是在美国口述其《自传》的，他保存的大部分来往信件并未带走，但他当时这么说，应能看到一些陈独秀写给《新青年》编者的信（这些信件已由胡家后人拿出拍卖，此前并在北大展出）。
在1920年年底陈独秀到广州后，那时他已和第三国际的人有了正式的联系，恐怕中共也已算成立（虽然还没开第一次党代会），他仍希望胡适所说的“英美派”
陶履恭（孟和）能到广州去办高等师范学校。
他在给高一涵和胡适的信中说：“师范必附属小学及幼稚园，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此时他刚到广州，尚未与当地人联系，但已在考虑“此间倘能办事，须人才极多，请二兄早为留意”
。
[67]可知陈独秀的心目中，基本还维持着革新与守旧的区分，他并不像后之研究者那样了解和重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异，却敏锐地感觉到了杜威等人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亲近。
从这些公开和私下的言论看，并参照早期中共要员沈雁冰和李达的上述看法，陈独秀确实未必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可能也不那么懂得自由主义，但对两者的一些基本准则都有所把握。
不论他对两种主义各自认识到何种程度，陈独秀那时并不看重两者的对立，毋宁说他还更注重两者互补的一面。
[68]胡适把南下前的陈独秀列入“北大自由主义者”
，当然是在一种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但彼此皆视为同道，仍在互相援引，则绝无疑义。
而且，其他不少被我们视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恐怕也未必就更“懂”
自由主义。
在这批新“出现”
的信中，有陈独秀1920年5月11日致胡适的信。
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当时学生继续罢课，认为“牺牲了数百万学生宝贵的时间，实在可惜之至”
。
陈氏建议胡适“邀同教职员请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
。
在他看来，这样的学生留在学校“也没有好结果”
。
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强调：“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
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表达。
在那个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老师常常跟着学生跑的年代，即使是一些被我们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读书人，也未必能认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如此简明扼要地将其表出。
而在陈独秀，这却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妙语。
到次年6月，他进而在《新青年》9卷2号上公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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