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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
，中华民族的腐败堕落方可救治。
而要这样做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
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放任主义”
。
[80]其言外之意，思想和政治不能两分，当以政治上的干涉主义来对抗虚无思想、放任主义。
胡适此前虽未接受陈独秀的命题作文，显然受到其影响，且不排除后来直接受到此短文的影响。
他在1921年6月18日的日记中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
，颇像是在引述陈独秀的文字。
胡适强调：“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
同年八月初在安庆，他“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
，讲的就是“好政府主义”
，明言他所说的好政府主义是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
[81]可知陈独秀对胡适的影响，在逐步发酵。
也是在《新青年》8卷1号之上，刊出了《本志特别启事》，宣称“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
。
这大概是针对此前关于第七卷的合同，揆诸此前往还信件和别的文献，似未见“新青年社”
相应的实际行动，可知该社不过是对外宣布“自行组织”
，基本仍是陈一人在操办，仅维持着团体的外表而已。
傅斯年后来说，《新青年》可以分做三个时期，一是1917年夏以前，是陈独秀独力编著的；二是1917年夏至1920年年初，是陈“与当时主张改革中国一切的几个同志，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志共办的，不过他在这个刊物中的贡献比其他人都多”
；三是自1921年年初算起，“这个刊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适之先生等便和这个刊物脱离了关系”
。
而《新青年》的转向，也有个过程，“自第六卷起渐注重社会问题，到第七卷的下半便显然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八卷以后，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才“具体化”
[82]。
当年傅先生虽是学生，却参与北大诸多事务，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往还甚多，是深知内情的人。
他这一分期显然经过仔细斟酌，特别是把1920年年初到1921年年初这一年的时间划为二三期之间的过渡期，尤显分寸。
实际上，1921年1月出版的8卷5号上，仍有胡适的文字。
所谓“脱离关系”
，只能在此之后。
[83]换言之，即使在8卷1号的新倾向已经很明显后，《新青年》的北京同人还在试图寻求妥协，直到陈独秀在上海引进新人参与编辑，才导致最后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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