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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
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有一线之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言。
’这就是我对于《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
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
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这是钱玄同的老实话，类似的意思他在别处也曾表述过。
陈独秀此前给周作人的信就说：“玄同兄总是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
[105]这倒很能体现两人性格的差异，陈独秀不仅以“终身的反对派”
著称，他之所以能屡折屡起，恐怕正依靠这“总觉得很有兴致”
的精神。
钱玄同这段话可以提醒我们的是，当《新青年》面临转向和分裂之时，对个人而言，不写文章并不一定意味着就站在某一边（若是群体的不写，自然代表着某种倾向性）。
过去的研究常喜欢划线分派，实际上，李大钊在这一事件的多数时候并未偏向陈独秀一边，颇能说明意识形态未必是一个选择的关键。
而鲁迅虽然更喜欢陈独秀的为人，也反对“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
，却支持胡适让“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
的主张，还说他所知道的几个读者也“极希望《新青年》如此”
。
[106]另外，与思想倾向关系不大的经费问题，反倒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尽管目前尚未见到明显的依据。
在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的时代，发生在当时的任何事情，多少都带有时代的烙印。
特定的“主义”
或思想倾向，可能影响具体人物的历史选择，却不一定足以解释其言动。
“五四”
的人和事，也只能“见之于行事”
，通过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的历史活动来理解和认识。
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后之研究者而言，“五四”
恐怕都是一个涵盖极为复杂的符号和象征，很难一言以蔽之。
正因个人传记材料是认识历史和解释历史的一个要项，这次新出现的相关信件，不仅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知道了《新青年》究竟是怎样转向，也对我们理解和认识“五四”
的丰富性，有着特殊的意义。
原刊《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3期
[1]一般视为“五四”
基本理念的“民主”
与“科学”
，更多适用于广义的“五四”
；而当年游行的学生口里所喊的，却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一类口号；两者间实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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