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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潮的中心问题是向社会提供“新学术”
,以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
,而这一将要发生的“大事业”
正肩负在这些学生身上,又怎么能让他们完全回归图书馆和试验室呢!
蒋氏或许希望能两者兼顾,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青年学生的地位被高看之后,责任便随之而至。
就个体的精力而言,服务社会和拯救穷苦百姓,可能是个无底洞。
要想学习服务两不误,是一个基本无法实现的幻想。
学生辈的黄日葵当时即对“指导者、运动者,一起要我们青年包办”
的现象深感担忧。
那时“稍为有点才干的学生,他的书室,便成公事房;他的生涯,便是书记。
久而久之,成为习惯,竟以此种生活为‘正’、读书为‘副’”
。
他们“一边要上六七小时的功课,一边要替几个杂志报馆写些东西,一边要当义务学校的教员,一边要出发去讲演”
,已经“差不多吃饭洗澡也分不出时间来”
,哪里还有“潜心学问、切实研究的余地”
?与其说是“修学”
,不如说是“猎学”
。
[22]这是当年学生实际状况的形象写照,而且是一种相对“日常”
的状态,游行罢课等活动还不在其中。
北大的“五四”
青年中,《新潮》社的一批学生后来多出国留学,或继续向学术方面走;其余很多学生,大约即在这样的困惑中继续为国家民族而挣扎着努力。
[23]
维持这样一种社会服务为主而“读书为副”
的状态,也还需要相对平安的环境。
一旦国家有事,被寄予厚望的学生更不能不站出来表态。
他们可选择的“运动”
方式并不多,结果只能一次次地罢课,那也是他们相对熟悉的。
如朱希祖所说:“我们中国的学生,现在为了一个校长要罢课,为了一个省长或督军要罢课,为了外交的不利要罢课;不问轻重,总以罢课为利器。”
然而这样多次重复的结果,罢课的武器也不那么利了。
[24]这是朱氏在“五四”
周年时所说的话,当时的一些学生,就正处于罢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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