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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也可视为对个人独立精神的一种放弃；这究竟体现出传统的惯性，还是一种因“运动”
而新生的动向，或是两者无意中结合的结果，对时人和后之研究者，恐怕都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
的。
没有参加这次《新教育》专辑写作的鲁迅，在“五四”
周年那天写信给一位过去的学生，就分享着共同的担忧。
他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
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
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
但在他看来，学生们“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
。
鲁迅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
。
故“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
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
[34]
那时即使政治倾向偏于激进的老师辈，也未必赞成学生罢课。
在上海正与共产主义者密切接触的陈独秀就致函胡适，主张既要反抗“政府的强权”
，也要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
。
他建议胡适“邀同教职员请蔡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
。
对那些“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
。
[35]胡适自己那时也甚感学生已经静不下来了，稍后他对蒋梦麟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
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
蒋氏借此劝导学生，“此后总要立志定向，切实读书”
。
[36]
爱国的基础在于自己有“学问”
，承担着救国重任的学生本身要有“文化”
，这些都只能从未必轻松的“求学”
中得来，大致是那时多数老师辈的共识。
然而那时的学生辈，却未必分享着这一共识。
而老师辈自身对于青年在救国和读书之间怎样两全，看法也不那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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