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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改变，“成年的或老年的人”
又没有希望，“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班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
已是“不可免的现象”
，再加上几乎所有人都把未来的“大事业”
寄托在青年身上，他们除了责无旁贷，还能怎样？
学生辈的黄日葵有着几乎相同的认知，他也发现，外国的各种运动，常是“很有学问、很有经验的先辈指导着经过训练的少壮派”
去从事的，但“现在的中国怎样？凭你怎样找不出一个有学问、有经验，能够立乎社会之上，做指导我们的前辈，害得做预备工夫的也是我们可怜的青年。
指导者、运动者，一起要我们青年包办”
。
这个年轻人虽然有些彷徨和忧虑，但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却很明确：
登上了二十世纪大舞台的青年怎样？一方要填前人遗下来的缺憾，他方要带着四万万同胞上水平线上，朝着光明广阔的路走。
这样双重的责任，要担到我们的双肩来了。
[40]
两相对比，师生两辈对现状的认知和思路非常接近。
套用一句成语，黄日葵代表青年学生的表态可谓掷地有声。
在逻辑上，胡适和蒋梦麟对现状的认知，基本已决定了其规劝的无力。
[41]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学生辈已经重任在肩，并同时充当指导者和运动者，他们还需要老师辈的指导吗？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接受老师辈的指导？
实际上，胡、蒋、黄等师生两辈的认知多少还有些传统士人的“书呆子”
气味，他们基本都还维持着读书人既有“澄清天下”
的责任、也有这方面能力的旧观念。
如上所述，学了社会学的陶履恭就有了社会分析的新思维，所以并不这样看问题。
而曾经身与革命的蔡元培也不这样看，他此时和此后反复申说的一个主题，就是学生只负有“提醒”
社会的责任，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社会”
本身。
这是困扰着那个时代许多读书人的大问题——救国真必须有“学问”
吗？当时中国的局势，还容许学生静下心来求学吗？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老师辈看到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特别是蔡元培指出而胡适和蒋梦麟详论的“精神上的损失”
，明显已体现在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之上，且仍在发展之中。
然而这些确实可以说改变了历史的学生，在“五四”
前后也曾得到不少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
且不说这时还有其他继续鼓励学生投身救国事业的老师，即使想要规劝学生的老师，现在似乎也不能采取直接指教的方式了。
近代新学制虽与传统规则大异，但老师明知问题所在，仍要如此谦恭地向学生进言，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
[42]
这一现象最能凸显“五四”
后学生地位的空前上升，尤其是那种无形中可以约束他人言说的影响力（包括师长在内）。
蔡元培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五四’以后，全国人以学生为先导，都愿意跟着学生的趋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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