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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全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如此且不论，“老师跟着学生跑”
后来的确成为20世纪中国一个持续发展的趋向[44]，而“五四”
就是这一趋向形成的里程碑。
当时中国舆论的普遍认知是局势危迫，时不我待（其实至少国际局势相对平和），而政府已失去“舆论”
的信任，如果“救国”
的责任在“社会”
一面，则既存各社群中，似乎还只有学生显得最有希望。
这就出现一个诡论性十足的问题：那个被赋予救国重任，也决意自己想、自己说而无需古人或外国人替他们想、替他们说的学生群体，仍处于求学的阶段，他们有承担责任的意愿，但对承担这一责任是否已准备充足？这个问题后面隐伏的预设是相当传统的，即学术与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至少知识与救国直接相关。
从当时的社会区分看，《新教育》这一专辑的作者都是所谓新派，他们中的多数却仍维持着这一传统的认知，所以希望学生回到课堂中去。
只有懂得社会分析的陶履恭一人多少延续着清末以来的反智思维，确认那“不扬名不出风头终日勤苦耐劳的农工商的劳动者，才是中国真正的实力”
。
所以学生的任务不过是“把新思潮灌输在他们的脑里”
，使后者能有举足轻重的行动。
[45]
上述问题后面还有一个隐伏的问题：假如救国真要指望学生辈，中国的局势到底是已经危迫，还是相对平和？若是前者，便不容学生继续以求学为主，他们只能立即走向社会；若是后者，则像蔡元培所说的，中国的“大问题”
现在尚不能解决，只能将来解决，其潜台词是学生还有准备的时间。
稍后他明确对学生指出：“这时间父兄可以容我们用功，各方面都无牵制，所以用功是第一件事情。”
[46]
其他多数作者也都持相近的看法，即爱国救国确实靠学生，但他们也需要学养的预备，而且局势也还允许学生回到课堂进行这方面的预备。
朱希祖把学生上课视为“国家的滋补品”
，最能体现这一思路；但他把上课表述为“一种最大的运动”
，又已充分说明时势的特殊性——即使常规的主张，也要以非常的方式表出。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
是那个时代的口头禅，而学生的兴起是“五四”
后特别明显的现象。
上面几位老师辈的心态和言说其实都很矛盾，他们把国家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又已经看到持续的罢课不是办法，盖其对政府的实际威胁并不那么大，而学生自己的学业倒荒废了。
但这些老辈的态度也不甚一致，如陶履恭就仍侧重学生的外向性努力，其他人至少隐约感觉到，由于学生未必能认清罢课等方式究竟有用到何种程度，他们可能无意之中被自身的行为定式所束缚，甚或被其“裹挟”
而去。
关键在于，一旦社会服务为主和读书为副成为定势，并养成了以抗争为表述的习惯，学生是否还能宁静地回到课堂从容学习，恐怕已成未知数了。
无论如何，身为教育者的蔡元培，既然看到了问题所在，仍在继续努力，想要扭转学生的发展方向。
这一次，他采取了更温和的规劝方式，重在强调学生要能律己，才有希望实行“自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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