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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显然没有蔡元培那样能包容，采取了断然做法。
但两位校长所面临的学生状况，或大体相近。
1922年的“五四”
周年时，蔡元培仍遵循他那种诠释取向，表示“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
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
的纪念。”
他承认有这样的觉悟只是一部分人，并注意到“现在又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北京国立各校，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公立各校，常常为经费问题闹罢课”
。
但仍希望“学生个个觉悟，都能自动的用功”
，尽可能减少失学。
[51]蔡元培所谓“我常常对人说”
是很实际的表述，两个月后他就重申了学生这两种觉悟。
[52]这恐怕半是描述事实，半是表达希望。
基本上，那时学生的自主意识相当充分，但自律似未达老师们期望的程度。
这些不要古人或外国人替他们想、替他们说的学生，似乎也可以不要老师辈替他们想或替他们说。
身体虽回到校园的学生，心思却未必皆贯注于求学，甚或会把他们习惯了的社会抗争方式带进校园。
且学生的抗争，也不时从国家民族的大问题转向校园内的具体小问题，并将前引蔡元培所说以“揭帖”
相互攻击的方式，也用在老师的身上。
1921年11月，北大教务长发出布告，对“近日屡次有人滥用某班全体名义，或直接致匿名信于教员，或匿名揭帖，对于教员漫肆人身的攻击”
的行为表示谴责。
[53]不久后，蔡元培也以校长名义发出布告，指责近日“少数学生，在讲堂或实验室中，对于教员讲授与指导方法，偶与旧习惯不同，不能平心静气，徐图了解，辄悻悻然形于辞色，顿失学者态度。
其间一二不肖者，甚至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
[54]
但这样的劝戒效果似不明显，学生的类似行为仍在持续。
约一年后，北大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再次采取了他们熟悉的抗争方式。
数百学生（包括围观者）先后聚集在会计课和校长室，以呼喊等方式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并至少对门窗动用了肢体语言。
校长蔡元培深感痛心，因愤怒而当场表现激烈，随即提出辞职。
后来双方妥协，蔡元培在复职的全校大会上演说，虽以当时政治及国家机关“不循轨道的举动”
影响学生为由给学生下台，但也明确指出：“大学的学生，知识比常人为高，应该有自制的力量，作社会的模范，却不好以受外界暗示作护符。”
[55]
所谓国家机关做事不循轨道，是实有所指。
北大那时的经费就尚无着落，收讲义费或也是因应经费困难的一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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