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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湖南学生想要参与教务会议和废止考试两个具体问题，蔡元培明确表示了反对。
他认为学生的自治不应延伸到参与教务会议的程度，因为学校校务是由教职员负专责的，学生既不熟悉，又不负责任，若参与，必不免纷扰。
他同意考试可能“有好多坏处”
，也注意到“北大、高师学生运动废考甚力”
。
但他对北大办法是“以要不要证书为准”
，不要证书者即可不考试，要证书者仍须考试。
蔡元培呼吁道：“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改造社会的中坚人物。
对于读书和做事，都要存一种诚心，凡事只要求其尽其在我，不可过于责人。”
对学校的设备，“或因经济的关系，或因不得已的事故，力量做不到的时候，大家要设身处地想想才好”
。
对于教职员，“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他们”
。
可以看出，在“五四”
周年后的几个月里，蔡元培反复申论的，一是让学生回到校园专心求学，少管校外的事；二是要求学生遵守学校的规则，若想取消来自教职员的管理，就先要实行有效的“自治”
。
他在学理上将此上升到自由、民主与秩序关系的高度，再三希望学生能“厚于责己，薄于责人”
。
这些持续的规劝绝非无的放矢，反衬出教育者心目中学生的形象。
他虽然用“以希望代事实”
的诠释方式来表述意见，其实当然知道很多北大学生仍热心外骛而不能专意读书，既不能自律又不受管理、不守规则。
蔡元培一再申说的两者，本相互关联，多少都有些运动后遗症的意味，其实就是他和胡适、蒋梦麟所说的学生运动带来的“精神上的损失”
。
老师辈的认知当然并非凭空而至，大约同时，一些学生自己也有类似的反思。
彼时还是中学生的沈昌，非常积极地参与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应该为全人类全社会谋幸福”
；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亦正有其害处。
我自参加‘五四运动’，一天一天的浮嚣起来，昧然以天下为己任，而把自己的切实基本学识弃去了。
昧然的加入什么党什么会，天天谈些什么问题什么主义，还哪里肯安心研究干燥的数理、艰深的英文？”
结果他所读的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为全校大局起见”
，将他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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