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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玩笑口吻指出：“科学万能”
与“科学破产”
其实都是“人类寻着赛先生时一种高兴”
以及“高兴的情调一时低下去”
的不同反应，与科学本身恐怕无关。
[73]
主张科学万能的丁文江其实是面向未来，他认为当时科学的力量还相当有限。
因此，“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
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
他指出英国教育界从中学到大学，仍基本控制在教士手里，欧洲大陆和美国亦然（这意味着他说在欧洲混不下去的玄学鬼其实混得不错）；并以“欧美做国务员、总理、总统的从来没有学过科学的人”
为例，证明“科学的影响，始终没有直接侵入政治”
。
故“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
。
如今“欧洲的国家果然都因为战争破了产”
，该负责的是“不科学”
的政治家同教育家。
[74]换言之，欧洲破产的是尚未“科学”
的“国家”
，却不是“科学”
的欧洲“文化”
。
这提示着当时人所思考和讨论的，其实不必是研究学理的科学本身，而是人们认知中科学（实际和可能）的社会功能。
正如许华茨指出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站在“科学”
一边的人其实对科学的看法相当不一致，故这次论战“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
。
[75]同样，前述张君劢和张东荪观念的歧异说明，“玄学”
一边的人对科学概念的认知也是相当不同的。
那时人们的科学观不仅歧异颇多，而且有的人变更极快。
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的梁启超大致与胡、丁观念接近，但在该书出版的1922年当年即已有新的看法。
他回顾说，由于“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
，学者多欲证明自己所治学科也有因果可寻，以成为科学。
“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
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
，现在读了西人著作，再加上自己的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
。
[76]梁固以“与昨日之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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