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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甚少往“技术”
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
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
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
若落到实践层面，则“赛先生”
真正落实的恰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
之上。
对此许多胡适的支持者其实都或明或暗地反对（各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
老一辈的吴稚晖干脆主张将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
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
胡适学生辈的追随者傅斯年也对整理国故很有保留，只是不曾正面挑战胡适而已。
[69]
这里的根本大分歧正在于什么是“科学”
，胡适和丁文江都认为考据方法即是科学方法，张东荪则反对说：“汉学家的考据方法不能即算就是科学方法。
我承认汉学家有点儿科学精神，但不能以一点的相同，即谓完全相同。
本来考古学[按非今日所谓考古学]只是历史地理的一个分支，自有其地位。
若把考古学的方法推广而用于其他地方，科学家即承认这个就是科学方法，似乎未免太自贬了。”
因为“科学注重在实验，考据不过在故纸堆中寻生活”
而已。
[70]问题在于，如果以是否“实验”
为判断依据，则大部分所谓“社会科学”
都非科学，这恐怕连张君劢都不能同意。
实际上张东荪本认为“科学当然是Sce的译语”
，所以中国汉学家的方法自然不可能是西来的科学方法。
但对胡适来说，这里正意味着中西间是否平等的问题，他针对另一个北大学生毛子水提出的“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
的观点指出：“学问是平等的。
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71]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
既然同是科学发明，则整理国故即进行“科学”
事业，这或者即是胡适终其身都在进行考据的一个原因吧。
在科学方法的运用或其能力上，当时人也相当不一致。
任鸿隽认为，“科学方法虽是无所不能，但是他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
，比如张君劢那种“浑沌囫囵”
的人生观便用不上。
[72]但更多的人则对科学期望甚高，蒋百里即注意到人类对科学的期望和要求过多：“面包问题，也请赛先生来管；男女问题，也请赛先生来管。”
其实科学真正涉及的不必是这类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事物，而多半是人类耳目所不能及的学理；“赛先生的声学，是人类耳朵所听不见的占大部分；赛先生的光学，是人类眼睛所看不见的占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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