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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并非个人的偏见，吴雷川特别搬来著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考茨基有关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论述。
他说不信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其所著的《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中就明确提到原始基督教会是无产阶级之组织，所以有共产主义的趋势。
并历举原始教会共产的事实，并称引《福音》书所记一个人因为不能变卖所有周济穷人，因而不跟从耶稣的一段故事，以及《登山宝训》中贫穷的人有福一类的话，不过，考茨基指斥基督教会既成为国教之后，就完全失去了原始教会之性质，并指出原始教会之共产主义与现代共产主义之不同。
吴雷川认为：
考茨基氏在怀疑基督教并反对现代基督教会的立场上，不惮烦地反复证明原始基督教为共产主义之确实。
虽然他所论的是专指着基督教会，但在第四篇中，既会称引耶稣说贫穷人有福之训言，又特举其指示一个人要变产济贫的一段故事，那么，在我们看来，原始基督教会之有共产主义之存在，自然是导源于耶稣。
因而耶稣的教义恰正是现时代所应当研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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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吴雷川从反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那里，找到了他认为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的重要依据。
也就是说，吴雷川同时找到了墨子与耶稣都有现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依据。
因此，通过比较墨翟与耶稣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吴雷川郑重指出：
墨翟与耶稣在宗教和社会主义两点上发生联系，我因此有下列的三点意见：一、宗教末流的弊害，诚然如考茨基氏所说成为社会进步之障碍物，但是这只是重看了它在外面普通的形迹。
我们若本着夏曾佑氏所论宗教的原理而探取其内蕴的精英，就可知道宗教之有益于人生，乃因它正是社会改造的动力，并且宗教也必随着时代而进化。
所以我可不必仇视宗教，为未来的时代担忧。
二、社会主义的派别虽各有不同，而其主张调剂人类种种不平之原理，则归于一致，且此原理必为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所不能否认。
但是兹事体大，在已往长久的时期中，已获得多少志士仁人之提倡与试验，而实现尚渺乎有待。
所以现时的人正需要向此方面继续不断地努力，更无所用其疑虑与畏避。
三、墨翟与耶稣同具宗教的精神，同抱改造社会的宏愿。
他们的理想，至今还能够应付时代的要求，尤其是他们的人格，足为现今中国人效法的模范。
因此，我们研究的任务，只是要本着知人论世的方法，尽我们观察的能力，认清了他们所处的环境，来描写他们的生平，更阐明他们所行所言的意义，以供现代中国有心救时者的参考。
至于比较衡论，或者有时是必须附带的工作，然而决不是主要的。
认清了以上所说的三点，我们便可重提出墨耶主张中最重要的几项，按着现时中国的需要，再加以深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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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吴雷川毕竟是一个基督教徒，他也明知当时在社会中占主导的是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宣扬的三民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基督教等一切宗教的。
他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倾心于马克思主义，有其更深层的现实考虑。
正如吴雷川自己所说：
社会间最不平等的现象，无过于人类的贫富不均，所以废除私有财产制，使凡物皆为公有，平均分配，是无可否认的真理。
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民生主义为首要，孙中山先生曾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又说：“民生主义底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
。
他的认识本是很清楚的。
虽然在民生主义中所提出的两种政策，只是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似乎并不彻底。
然依着解释民生主义者所说：“民生主义的方法，是以革命的民众组织，坚强的政府，再由政府以政治力量，在生产上发展国家资本，在分配上节制私人资本，以渐进于私人资本的消灭。
防止土地的垄断，以渐进于土地国有的状态。
总而言之，以和平前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
我们若想到此事的重大繁杂，以及革命流血之不可轻于尝试，对于这种解释也不能不相当的承认。
所可惜的是：国民党当国已届十年，对于三民主义中居首要的民生主义，不但是还没有切实的准备，就连宣传提倡，似乎也日见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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