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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断不能和社会改良混为一谈。
吴雷川从沈嗣庄氏的介绍中总结说：“社会主义是要从经济基础上改造世界，要推翻现时代的资本主义，取而代之。”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主张废除私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因此，自社会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潮流之后，人们一提到社会主义，就会有许多人抱着疑惧的心理，谈虎色变。
著名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和新青年的导师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就主要是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63]可以想见，在那个已经是所谓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的时代，连学术界都不能自由谈论社会主义问题。
而在本来就比较保守的基督教会，更是有许多人从来不提耶稣教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密切关联，以为如果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亵渎了耶稣的神圣。
吴雷川认为，“这实在是可惜的事!”
但是，他同时坚信，事实胜过雄辩，真理终久必要显明。
正如《社会主义新史》的《导言》里所说：“社会主义的发生既由于人类生活的痛苦，那么，人类生活的痛苦一日存在，社会主义一日不能消灭，就是用刀锯斧凿也不能把他消灭。
不错，有许多社会主义，它们的主张太激烈了，它们的手段太毒辣了，而其悲天悯人的苦心，我们却不能否认……我们先该自问：现有人类生活的痛苦是不是还存在……对于任何主义，我们都应当用友爱的态度加以批评，宽大的胸襟加以欣赏。”
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相争虽然激烈，但共产党的势力已经开始逐渐壮大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较之十年前有了明显的自由空间。
而这正是吴雷川能够在基督教会里公开谈论社会主义的现实环境。
吴雷川探讨墨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并非他的独创。
他自己也指出，在他之前，至少先有梁启超氏在《墨子学案》提到：“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唯物观的基础上建设出来，墨子的唯物观，比马克思还要极端。
他讲的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专拿眼前现实生活做标准，拿人类生存必要之最低限度做标准，所以常常生出流弊。”
后来又有一位朱氏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墨学与社会主义》一文，指出“墨家的出发点与近世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根本相同……说他与近世社会主义相类，决非附会。”
但是，吴雷川最赞同的还是日本学者渡边秀方有关墨子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更深切”
。
渡边氏在《中国哲学概论》中指出，墨子是本诸天意而行社会革命，墨子的经济政策，是要匡正社会积弊的病源，以谋社会全盘福利的增进，恰和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有酷似处。
不过，墨子的理论和现代社会主义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即社会主义以唯物观为基础，其理论是科学的、生理的，而墨子是以天志的人道的实证论为基础。
但是他们提倡人道爱，谋求大众的幸福，尤其对于下层百姓的困苦，想用物质的救济的精神，则是完全相同的。
渡边氏还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大众，如同无产阶级，他们受资本主义压迫，社会主义正反映了他们的心声，激起他们的斗志。
渡边氏甚至认为：“这时候的马克思是谁呢?不待说就是墨子。
他的打破个人主义的精神，虽本诸学说上的天意，但把这精神演绎起来施诸实际的时候，则当和现今社会主义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该相似。”
从这里可以看出，渡边氏所说的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
吴雷川高度评价渡边氏上述有关墨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认为“他对于墨子的认识，在关于政治社会学说方面，较比梁、朱两氏的认识深刻得多了”
。
也就是说，吴雷川所重视和谈论的，也正是马克思主义。
当然，吴雷川积极肯定渡边氏对墨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阐发，并不是为了阐扬墨子，而是要阐扬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使吴雷川对基督教的理解更多的是从社会改造层面来观察。
他认为：“论到耶稣，他本是以改造社会为唯一底目的，所以他一生的训言除了一部分是指示个人当若何修养之外，大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
并且他自身所实行的，也处处足以表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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