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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国青年最近在《教务杂志》上发表议论说：“传教士的工作虽然很有成绩，但没有成功地在中国基督徒中建立起对教会工作的主人翁感。”
他的话是对的，他指出了一种确实存在的可悲事实。
今后几年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中国信徒中树立对教会的主人翁感，使教会真正成为中国的教会。
[17]
但是，清末民初中国的基督教徒积极追随基督教的中国化和外国来华传教士努力推动基督教中国化，是否能够真正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继续顺利进行呢？“爱国爱教”
与“自立自治”
的中国基督徒口号能否真正为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广大民众，特别是正在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呢？
就在基督教积极探索中国本土化并迅速成长之时，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局面。
一方面，与维护袁世凯等复辟帝制的封建主义势力相携手。
1912年10月，康有为、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人成立孔教会，并积极提倡以孔教作为国教，袁世凯于1913年6月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在宪法草案中规定民国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
同年，孔道会、宗圣会、经学会、寰球尊孔总教会纷纷成立。
1914年袁世凯亲临参加北京孔庙的祭孔仪式。
由此，封建保守主义势力在民初迅速崛起。
而孔子儒学传统一方面强调夷夏之辨，带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主义愿望，另一方面也容易与封建主义政治势力相互利用，因此，当时就有英国人庄士敦、沙俄贵族盖沙令等西方势力公开支持尊崇孔教，[18]实际上就是以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与积极支持袁世凯等封建复辟势力。
另一方面，以陈独秀、钱玄同等为代表的内地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和以任鸿隽、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留美爱国学生群体分别在中美等地创办新文化机构，发行新文化刊物，大力宣扬科学和自由民族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此来积极拯救贫弱的中华民族。
1914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胡适、赵元任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编辑出版《科学》月刊，大力宣扬“科学救国”
思想。
正如任鸿隽在《〈科学〉发刊词》中所说：“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
，“抑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
。
“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
其唯科学乎！”
[19]通过《科学》月刊传来国内，中国科学社所提倡的“科学救国”
思潮迅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
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上海，不久移至南京，并成为中国科学界和知识界推动科学救国、传播科学思想与方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
1914年，中国科学社有社员35人，到1919年发展到435人，1924年增至648人。
中国科学社不仅在人数上迅速增长，所包含的学科到1919年也扩展至几乎所有科学技术领域，并下设有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力、矿冶、医药和理算等12个股。
由此可以想见，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实际上成为当时海内外广大青年科技知识分子努力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精神共同体。
就在留美学生筹备创办中国科学社之时，上海的一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等人也在筹办宣扬拯世救民的科学民主思想的《青年杂志》，积极策动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出版发行，开宗明义，陈独秀将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寄托于广大青年身上，他说：
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
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
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如何寄希望于青年脱胎换骨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在该文中明确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又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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