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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基督教的原则立场。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基督教在民国初期获得了高速增长,中国的基督信徒从1900年的八万多人,到1920年达到三十六万多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过去外国传教士在教会事业中所占有的首要地位逐渐由崭露头角的中国教会领袖所取代。
传教士与中国教会职员之间是平等的同工关系,而不再是以前那种领袖与‘助手’的关系。
这种在教会管理与布道事业方面的平等关系已经被公认了。
1900年以来,中国教会已经能够独立经营,不再完全依靠有经验的传教士来指导了。
1907年还没有全国知名的中国领袖,现在则人才辈出。
近年来中华续行委办会与中华归主运动的成功,都主要归功于中国教会领袖。
基督教事业的领导中心现在已经由外国传教士转移到中国教会和中国教会领袖手中了。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本色教会的态度与思想也有了变化。
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同样都在竭力保存中国文化的精华。
1907年时把中国叫作基督教的学生,把基督教称为中国的老师,现在这种论调没有了,而是把两者都认为是学生与仆人。
这意味着中国基督教运动逐渐不再强调西方基督教的形式,而在履行基督精神方面自辟蹊径做出了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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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中国基督徒要求自立的呼声和行动空前高涨,正如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界的一位人士所说:
从前教会最大的缺点,就是华教友的力量甚为薄弱,教会的建设和维持,全仗外国差会来帮助他。
正像一个婴孩呱呱落地,手不能动,足不能行,事事仰年长的人扶助他。
这是势所不能免的。
但是,一个小孩因为不能自动,也就不能自主,必要听大人的教导。
教会不能自养,也就不能不受外国朋友管理领导。
这是从事教会的情形。
到了近年,却大大的不同了。
教会在这两年当中,正如一个发育强健、将要成丁的孩子,渐渐脱离幼稚的习惯,依赖的性质,要奋发为雄起来。
他的脑海中,具有一种独立的志趣,自尊的傲性,见了年长的朋友,活泼干练,建功立业,他就羡慕起来,兴奋起来,要想急起直追,和他竞争。
现今吾国的教友,没有一个不存在着自立自理的决心;没有一个不觉悟维持中国的教会,是作教徒自己的责任。
前几年内,教会自立、教会自养的声浪震动全国,各地自立会,次第建设,次第改组。
这实在是基督教前途一个极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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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于基督教本土化的意识也明显增强。
他们认识到,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人必将大大提升民族国家的主体性自觉。
1913年美国来华的著名基督教活动家,时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和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负责人的穆德(JohnR.Mott),为因应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促进基督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他召集在华各国差会领导人及部分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Thetinuationittee),号召各差会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并于1918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实际调查,于1922年出版了两百万言的巨著《中华归主》。
该书的导言中明确指出:
这次会议(1913年中华续行委办会成立会议——引者注)对教会生活来说,可能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旧时代,差会基本上控制着局势,教会工作主要由传教士创立并推动。
新时代是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教会工作的重担将逐渐从外国传教士肩上转移到中国职员的肩上。
中国基督教徒中逐渐增长的民族意识,使一些精干的献身教会事业的人对目前的某些情况感到很大的不满。
他们强烈希望基督教从所谓“洋教”
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不允许西方各宗派在中国各自为政的现象永远存在下去。
他们认为外国势力对中国教会的统治是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主要障碍,也是许多教会软弱无力的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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