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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也就是说，在胡适眼里，佛教根本就是迷信，完全违反科学。
对于民国时期的基督教的生存构成严峻挑战与威胁的，主要还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和非基督教运动。
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代表人物吴稚晖发表了著名的长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全面批判玄学和宗教，将玄学和宗教看成是人类世界之外的侵略者。
他说：
当漆黑一团之际，自然先有意志，才起变动。
……若说何不设一预定之计划而动，我可以说至今也不曾计划得好，何论当初。
自然先是瞎撞，胆大妄为，全要仗着情感。
故意志立而情感生，必为原始时候的真相。
任情而行，遭遇阻碍，遂由思维而生理智，由理智而增意志，从而再增情感，从而再增理智，如环无端，变动不已，绵延不可分。
[14]
胡适则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极力称赞吴稚晖的观点，认为：他一笔勾销了上帝，抹杀了灵魂，凿穿了“人为万物之灵”
的玄秘。
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我们要看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们出来替代上帝向吴先生作战。
我们要看寻些信仰灵魂的人们出来替灵魂向吴先生作战。
[15]这表明胡适虽然对基督教有宽容的态度，但是他和其他科学派一样，对于上帝和神的存在还是持根本否定态度的。
在科玄论战前后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固然主要是一个中国热血青年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由于这批非基督教运动的青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及共产主义的影响，也从科学的立场反对基督教。
正如论者所说：
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甚至包括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要群起而反对基督教呢？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救亡的迫切任务压倒了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中国基督徒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的洗礼。
二是当时的国际思潮如科学实证主义、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等方兴未艾，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对科学的迷信和对暴力革命的向往。
[16]
事实上，当时“非宗教大同盟”
的宗旨就是：“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
，“最后目的，是笃信科学，尊重人们的自觉，拒绝帝国主义者的愚弄、欺骗……向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前进”
。
“非宗教同盟只有一个目标：消灭一切宗教以培养科学精神。”
[17]而当时的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就在其《宣言》中也十分明确地指出，宗教的流毒甚广甚深，不仅科学真理不相容，也与人类社会相对立。
他们说：
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
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
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
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
。
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说：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
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
人类本是好生乐善的，宗教偏要诱之以天堂，惧之以地狱，利用非人的威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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