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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艾香德博士大胆试验和采用佛教中的一些方式于基督教的崇拜活动中。
比如，常常采用一些佛教术语来表达基督教，传教场所不再称之为教堂，而称之为丛林。
更重要的是，他在崇拜仪式中，引入一些佛教的经文来说明基督教义；仿效佛教徒的素食生活方式；礼拜时敲钟和焚香；在教堂里点蜡烛；布道牧师和信徒穿着传统的佛教服饰；将十字架放置于佛教所崇奉的莲花之上，使莲花十字架成为向佛教徒宣教的一种象征。
此外，他还积极模仿佛教的三皈依仪式，使佛教徒在学道时不致有隔膜感。
他就是这样在南京建立了第一个专门向佛、道徒传道的基督教丛林——景风山。
他认为，之所以要如此采用佛教的方式，就是要让佛教徒在学道、崇道的活动中，如在佛教寺院中一样，从而引导他们真正向道，并成为基督教徒。
后来，在20年代后期他从挪威述职后回到中国，在南京、上海等地宣教，乃至于30年代后在香港建立道风山基督教丛林，都是在不断完善这一佛教形式化的传教方式。
[23]我们今天看到的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从外表上看，很难想象那是一座基督教宣道场所，倒像是一座中国传统的佛教寺院。
因为它的建筑外观完全依照中国佛教的形式，教堂不是西方式的穹顶，而是佛教的圆坛；此外，还专门建有供信徒客居的云水堂，等等。
艾香德博士的这一佛教形式化的传教方式，迅速遭到支持和资助他来中国传教的挪威差会和北欧差会联合会中的多数人的坚决反对。
虽然当时的挪威差会有自由派和保守派之争，但毕竟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对于雄心勃勃地要在中国向佛教徒传教的艾香德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好在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他都坚持走自己探索出来的道路，直到他于1952年在道风山辞世。
艾香德博士的佛教化宣道工作也遭到一些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批评。
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教授密亨利先生在当时就发表《基督教在中国四大危急时期》的论文，明确指出唐代景教之所以遭到失败，就是因为附会佛教而缺乏真正的基督生活。
[24]这显然是针对艾香德等宣教士的做法的。
在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徒中也有一些明确反对以形式上的佛教化来促进基督教本色化的。
如相对保守的《真光》杂志就曾发表崔爱光先生的文章，该文说：
有等血气用事之人，操之过急，见我国社会通行佛教，思欲在教会内仿效佛教仪式，强名之为中国化，以期教会勃兴，可谓大惑不解者矣。
鄙人曾读教会历史，见基督教传入罗马，厥后不名之为基督教，而名之为罗马教者。
何也？因罗马国家，未为基督教会所化，基督教会反为罗马国家所化故也。
至路德改革，教会始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一日。
今日我国之提倡改用佛教仪式者，宁不惧蹈泰西教会之覆辙乎。
且各教有各教之特色，此教而必欲仿效彼教之仪式。
吾恐此教不久将为彼教之附庸，是欲兴之而反衰之也。
希望我国之提倡改用佛教仪式以兴旺基督教会者，其亦猛省哉。
[25]
《真光》杂志主编张亦镜先生称赞崔文“自是一篇惬心贵当之作”
，认为所谓教会中国化，“未必尽属之提倡改用佛教仪式一流”
。
[26]张氏本人并不赞成基督教形式上的佛教化，但是也不是极力否定这种形式的基督教本色化探索，所以他在谈到教堂建筑时便说：“仿照中国原有之庙堂形式固好，照葫芦依样，与世界普通的教堂一致，亦不见得与本色教会有若何之抵触。”
[27]
在20年代基督教本色化过程中，艾香德等人对基督教形式上佛教化的探索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异议，但同时也得到不少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
早在20年代之初，何乐益先生就在《中华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章肯定艾香德的本土化宣教工作的尝试。
他针对当时佛教复兴运动的现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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