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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此外，王治心对佛教内部的腐败及其迷信化带来佛教的衰落，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宋代以后佛教其实只有形式上的寺院而已。
他对近代居士佛教的复兴和近代佛教的现世化及追求建设“人生宗教”
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这也是基督教正在努力的方向。
[19]王治心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应当吸取佛教的这些经验教训，但是，我们通过他以上的价值评判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了这种观念。
（二）佛教形式对20年代基督教本色化的启迪
王治心先生上面所提到的基督教形式上的佛教化，在20年代基督教本土化的浪潮中，在上海、南京等地都有出现。
在上海的一些基督教教堂里，“堂的正中是圣坛，旁边是讲台，圣坛用铜炉燃点沉香，因为檀香足以息人之杂念，定人之精神。
礼拜之前每人必须在圣坛前跪祷，讲道者着玄色圣衣，圆领对襟长及踝骨，气象至为庄严”
。
[20]王治心先生等组织的中华基督徒新团契在上海闸北主日礼拜时，也依照佛教的方式焚香点烛，同时还奏国歌，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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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仿效佛教的方式促进基督教的本色化过程中，挪威来华传教士艾香德博士在南京创办景风山的传教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我们不会忘记，当基督教首次于唐代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景净们对圣经神学的介绍，主要依傍佛教和道家语言，他们的传教方式也多仿效佛教。
后来，武宗灭佛教之时，景教也正是被看作佛教之一种而遭受灭顶之灾。
到了明代中后期，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一开始也是仿效佛教僧徒的形式传教。
到了19世纪，佛教极度衰危，拥有强大西方后盾保护的西方新教传教士，直接向中国传播基督教。
到了20世纪，随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华民国建立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基督教不得不寻求自身本土化的生长点。
否则，基督教就有可能被正在复兴中的佛教等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所排挤，更有可能在当时如火如荼的非基督教运动当中失却立足之点。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挪威的传教士艾香德博士等，在佛教的启发下，开始探索基督教如何仿效佛教而实现本土化。
艾香德博士于1903年来中国宣教，最初的地点是在湖南。
在民国成立以前，他一直在湖南作宣教工作。
与其他来华传教士一样，为了传教的需要，他做过许多事工：讲道、教学、医治、做生意，等等。
在那段时间里，他首次接触到佛教生活，与佛教寺僧进行交往，开始思索如何在传教过程中处理与佛教的关系问题。
民国成立前后，他回到挪威述职，并接受了返回中国后的一件新任务——到汉口附近的一所信义会神学院任教，直到1920年第二次回国述职。
在任教神学院期间，他尽力研究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并利用假期到各寺院拜访僧徒，向他们宣讲基督教义。
就在艾香德回国述职前夕，他拜访了南京附近的一所佛教寺院，使他认识到佛教的信念能在基督中实践出来。
正是这次对寺僧的宣道，使他来中国后第一次接受了一位佛教僧人——宽度的受洗。
这使他对向佛教徒传播基督教获得了信心，于是趁回国述职之机，极力向挪威差会宣传向佛教徒传播福音的重要意义。
1920年，艾香德第二次从挪威述职回中国后，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向中国佛教徒传播基督福音的工作上，从而成为“首位致力于中国佛教的传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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