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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著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刘廷芳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给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基督教知识分子也兴起了一个本色化运动。
这一运动的标语就是“用中国民族灵性的遗产来重新解释基督教义”
。
刘廷芳说：
自一九二二年至今，转瞬已将近二十年了，提倡这运动的主要人物，或是努力教会教育工作，或是奔走国事，或从事译述工作以输入西方教会的学理与经验，或从事中国教会中种种复兴及合一工作，事繁人少，成绩极微。
[19]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家撰写的基督教神学著作，如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1926年）和《耶稣的人生哲学》（1926年）、谢颂羔《基督化的人生研究》（1928年）、徐宝谦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34年）以及吴耀宗于后来出版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等。
吴耀宗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虽然出版于40年代，实际上其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作品。
这说明刘廷芳先生对这些作品并不满意。
按刘氏的标准，要想真正“用中国民族灵性的遗产来重新解释基督教义”
，必须从整理国故入手。
[20]而无论是赵紫宸、谢颂羔，还是徐宝谦、吴耀宗及其他这一时期的重要基督教神学思想家，都缺乏这一中国传统学术的严格训练和深厚功底，唯有吴雷川符合这一条件。
刘廷芳觉得，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一书最鲜明的特色，就是“皈依基督教的中国知识阶级、中国国故的学者，试用中国旧有的思想与哲学，去研究基督教，欣赏基督生平与教训的表示”
。
因此，它不同于教会中一般的宣教书，而是“渗透着中国民族灵性的遗传”
。
他认为这是“开辟途径的冒险，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体现了吴雷川“兴国救亡之苦心”
。
[21]刘廷芳的上述评论实际上触及了同为近代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家，吴雷川何以做出了不同于他人的重要探索这一关键问题。
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历来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从而构成了基督教和教义学丰富的历史意蕴。
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后期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浪潮相互激**、相互推进，基督教也出现了声势浩大的自由主义和历史主义流派，直接影响了19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神学与思想的发展。
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德先生”
和“赛先生”
两面大旗，使科学的理性主义和民主的人本主义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普遍接受的最高准则，宗教神秘主义遭到唾弃。
吴雷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基督教教义的。
正如吴雷川所说：“世界进化，人类对于宗教的观念，渐渐地由神本主义，变为人本主义，所以近来研究基督教的，大都少谈神学，多谈人生哲学了。”
而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附加仪式和种种神秘主义的攻击，正是有力地使“基督教在中国，很快的由神学主义变为人本主义”
。
“因此之故，我以为此后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最要者莫如表显基督教的伦理了。”
[22]
当然，对于吴雷川来说，他的基督教人本主义立场也与他深厚的儒家人本主义学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从一开始理解基督教，就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的，“以为文字浅显，远逊佛典，即名言至理，亦无异于儒。
又以为如采取孔子之言行，汇编一册。
亦如基督教之随地宣讲，即孔道之广被吾国，当亦易事”
。
[23]后来他又明确地说，对于在知识界中宣传基督教教义，要能采摘儒教的精英，与基督教相印证，使素来归依儒教的人，不但赞同基督教，并且因信基督教而更能发扬儒教。
[24]他还一再强调，基督教与儒教，道无二致，要在潜心研究，不为名词之差别所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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