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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完全是以个人的私有财产制为前提的。
只有把名义上的平等当作事实上的平等的人，才会误解这一点。
基督教徒所要求的是源于福音道德精神的共产主义；这既不是以“公义”
名义分配财富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利益关系日益吻合的一种必然结果。
福音共产主义只是通过自由的爱之行为和牺牲行为（在修道院的共产主义生活形式中也如此）表现出来；而爱之行为与牺牲行为的价值仅仅在于这些行为本身，在于证明牺牲者在精神上和宗教上已达自由和高贵境界的行为价值本身。
基督教的爱之行为和牺牲行为始于“公义”
在现有成文法的基础上停止科以要求之时，许多现代哲学家[40]有一共同一致的见解，认为法律认定的要求日益取代自由的仁爱行为和牺牲行为，因此，爱就日益变得多余了。
这种看法同基督教的道德精神背道而驰。
先前基于自由的爱之行为的关切一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对以基督教道德为行为准则的人而言，只不过说明爱当转向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精神境界更为高贵的目标而已，而非爱本身由此变得“多余”
，似乎可被法律和公义取代。
例如对穷苦人的关切和照料由教会和私人出面转由国家负担，或如现代的德意志社会立法所规定的。
对甲有利的行为对乙和丙也是有利的——这是决定着意愿和行为的单纯利益吻合；只有当这种单纯的利益吻合不再对大众福利发生作用之时，基督教之爱的行为的纯洁性才开始显现出来。
所以，爱是与一种彻底的“牺牲”
联系在一起的，而与一种暂时的“牺牲”
无关；暂时的牺牲不过是在全面地权衡利弊后以为可增加社会快乐量而作的“牺牲”
。
斯宾塞这样的哲学家设想，“利他主义倾向”
（他们视之为爱）由不断强化的利益吻合而产生和“发展”
，他们最终同意，这一发展会抵达一个“理想的”
目标，[41]在这一发展中，将排除任何形式的“牺牲”
。
倘若如此，由此吻合而产生出来的欲望便与真正的“爱”
毫不相干。
[1]参见尼采：《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八节。
[2]父亲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态度，无疑是对古代正义思想的“当头棒喝”
。
[3]只是在孩童之爱的场合下，术语才发生变化，此时，这里的philomevos（可爱者）是年龄较小、较不完美的人，erasthes（疼爱者）是年纪较大、较为完美的人；但事实上的价值差异关系依然存在。
[4]这是希腊人的臆测，并无事实根据。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论同情和爱与恨之现象学》（哈勒，1913）。
[5]肯培的《效法基督》论及爱的章节，极为鲜明地表达出这一思想。
[6]后来出现的一个神学命题是：“为了自己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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