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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敌意是存在的；在人的天性之中，在一定情况下必然产生敌意关系的本质性力量是存在的，历史地看根本无法改变——这在对敌仁爱的教诲中成了前提。
爱敌人要求的是：若我明确意识到某人确实是敌人，并运用我所拥有的合法手段与之斗争，这时我仍应把他当成我在“上帝国中的兄弟”
；在斗争当中没有恨，尤其没有针对敌手的灵魂之福祉本身的根本性的恨。
[38]所以，富有价值的不是减弱或消除压迫欲、征服欲、权力欲、报复欲，而是属于一种充满价值的生命存在的自由牺牲（它认可上述本能冲动），以及与这种自由牺牲的、促进“宽恕”
和“忍耐”
等价值行动的表达方式和行为。
谁要是一点报复感也没有，他也无法“宽恕”
，这种感觉迟钝的人也无法“容忍”
。
[39]
所以，倘若牵强地照现代的社会和民主运动的形式来把握基督品质的运动，如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所为，把耶稣看作某种形式的“人民的化身”
和“社会政治家”
、看作一位“了解穷苦人和被剥夺权利者的疾苦的人物”
、看作以社会生活形式出现的货币经济的敌人意义上的“金钱之敌”
等等，就犯了空前绝后的大错。
在尼采时代传布极广的这一耶稣形象强烈影响尼采本人对基督教运动的形象的认识；他说：他针对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据和对抗冲动必然也针对基督教道德及其天才。
因有人在耶稣身上看到“形成近代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倾向及其价值判断”
的前提而褒扬或斥骂耶稣和基督教的核心，都不足道，因为，尼采同“社会主义者”
共有的前提恰恰大错特错。
基督教从未宣扬过尼采一直视为民主之根的“灵魂在上帝面前的平等”
，虽然这句话表明的应是别的东西，而不是指先行于上帝对人的价值判断消除关于人的真实价值的蒙蔽，这些蒙蔽是因人的环境、褊狭、盲目、利益而产生的。
至于人在“上帝眼前”
应当价值平等，而人之所在的一切价值尊卑和价值差异都只是出于拟人化的偏见、片面、软弱而已；这种论调基督教从未主张过，它倒让人不由想起斯宾诺莎；基督教的“天堂”
、“炼狱”
、“地狱”
的观点，基督教会的在看不见的上帝国中不断延续并攀升的社会之内在和外在的贵族制结构，尖锐地批驳了上述论调，真正的基督教的有关见解是：只能看见外观的人类眼睛，看到的只是个人、集团、种族及至整个人类的价值，以及此种价值对人而言的表面的相同价值；在这种价值的表面形式之相同特性的背后，上帝却见到了人类之眼不能见到的无数价值差异和差别——值得一提帕斯卡尔的中肯说法：当人们能在相同形式的外观中把握人的内在差别，人们才展示出自己的“精神”
。
原始基督教团体的共产主义生活形式并不表明，基督教道德与财富共产主义有某种意义联系，从民主的享乐幸福论出发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主张这种共产主义的生活形式。
财富共产主义只是《使徒行传》讲的“心与圣灵”
的统一的最浅的表达，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土地财产，并把所得投在使徒脚下。
这根本谈不上一种人为的、为保障公众福利由国家强迫实行的舍弃，《圣经》从未主张人的道德素质因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有所改善的见解。
亚拿尼亚之所以受到彼得的斥责（《使徒行传》5∶3—4），不是因他没有把变卖财产的全部所得交给使徒，而仅仅是因他“不诚”
，谎称交给使徒的款项为全部变卖所得。
他的财产私有权显然得到承认：“田产没有卖出，是你的；卖了以后，钱也是你的”
；这种共产主义显然基于自愿的施舍；这种自愿施舍的宗教道德价值在于牺牲和“施舍”
的行动本身。
只有当人们不受强迫，随机地在心中认同这种行为的价值时，才会产生出从各方面看聚为非共产主义团体的小圈子，这绝非是要把这种生活形式扩展到整个国家，或为此大肆宣扬，满足需要的共产主义形式才会这样做，而任何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都不会适应和曾适应这种满足需要。
尽管如此，基督教之爱理念——后来称作“泛爱”
进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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