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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根据前文描绘的怨恨机理，便会出现否定道德价值的这一优先价值的趋向。
若认为“劳动”
才使道德水平（与起始水平和终结水平的价值无关）得以提高，上述情形便会发生。
本来瞩目的是呈现的价值质，此刻却转而瞩目主体的“劳动”
；于是，下述公理便出场了：“支撑道德价值的不只是任何人——哪怕品质极劣的人都能够和可以做的。”
于是，人在道德价值和道德力量方面是“相同的”
，具体说，是在方式上“相同”
；其方式是“品性”
上的道德最低下者的水平被定为基本尺度。
更高尚、更丰富的“品性”
因这一新的判断原则而遭贬损，并且被下述论说取消正当性：品性在才干上是“无能”
的，在道德价值观论坛上的价值为零。
另一方面，这样一来，在道德世界里“无权无势”
的人，亦即道德上的“无产者”
的自我意识便上升了。
因为，他所不能承受的“优良品性”
的突出意义，其实已经贬值。
他在道德方面的“劳动”
汗水和老茧如今在最高价值的光辉中大放异彩！
由于价值观的这一变换，落魄者的隐秘报复欲便发泄在品性优良者身上了。
[2]
有一种见解认为，道德价值不同于其他价值，比如审美价值，它必须建立在自由行动的基础上；[3]使价值观产生上述转变的动机与这一见解实在了不相涉，下述事实表明这一点：同一转变也会在非道德的价值领域，在法律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发生。
英国的国民经济理论家，首先是洛克，此外还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财富论和价值论中都表述过现代价值观的一种事实上的取向。
按照他们的说法，私有产权应该源于物质劳动，而非源于占有或其他。
显然，由于私有产权历史地被溯源于占有、战争、[4]馈赠、长子（女）继承权等等，这一新的标准必然导致对既存财产制度的极为尖锐的批评。
一旦整个继承权不再被证明为一种对最富成效的物质劳动的合目的的、物质分配的纯技术手段，那么，整个继承权原则上便是有争议的。
但是，正如一切道德活动肯定是在道德存在范围内进行的，物质劳动也肯定是以物质的支配权为前提的，同样，劳动目的、劳动组织、劳动技术、劳动形式也肯定随所有制而历史地发生改变。
[5]
这一“理论”
源于劳动阶级嫉妒不劳而获地取得财产的集团，因此，才把这些集团的财产权说成原则上是虚构的，或解释为一种人们有“权”
摆脱掉的强权局势的后果——谁看不到这种“理论”
的如此特点呢？
劳动价值论也与此类似。
包含在商品中的物资，其自然地理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它们的本来价值也各不相同；它们的形式价值并不取决于隐蔽在其中的“劳动”
，而是当归功于首先给这种劳动定出范例的发明者的想象力；通过劳动指导者的联合劳动活动，作为劳动成果综合的物质具有价值；凡此种种，劳动价值论一开始就避而不谈，或者被换算为“劳动”
的辅币，目的是为下述毫无意义的命题提供论据：首先，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得到与通过自己的“劳动”
创造出来的价值“等”
量的价值（所谓“要求全部劳动收益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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