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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时髦”
始终意味着极度害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特定的审美的形式价值（时髦的风度和穿着）与个体毫不招眼联系在一起，也使个体服从适合自己身份的表达形式；相反，一切引人注目的行为和穿着，一切不得体的事情或多或少带有不知羞的意味。
但是，也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羞感的这些特殊表达形式通过传统转移到某个团体，它们却失去了与曾经滋生它们的羞感的活生生的体验联系，对它们的运用不过是历史惰性造成的毫无生气的延续而已；同时，只要羞感的实际表达是人为的，它就与这些更早的形式不相适应。
正是这种现象被称为拘谨，故形式上保守的民族尤其具有拘谨的特征，譬如在这方面，英国人在法律和风俗习惯上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换言之，拘谨是羞感的一种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已经丧失了羞感，并且不再符合实际的羞感表达的倾向。
拘谨的本质就在于故意坚持这种形式，即完成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行为的形式，但不是以表达行为，而是以有目的的[4]行为，即有意图的行动来完成，结果使行为在这种形式之中一再起作用，而是形式先于活动在现象上成为对象。
拘谨本身也可以通过教育增强或减弱。
所以说，那种理论正是将羞感与拘谨混淆起来。
但这并不是说，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羞感表达形式——即羞感表达在当时的实际规范，只要它们是人为的和（后来可以区分的）半人为的形式，如日本人疼痛时或听到坏消息时的“微笑”
——本身也不可能带有或多或少的羞感意味。
他们甚至肯定能够带有羞感意味，只要拘谨应该是可能的。
因为拘谨就是客观的羞感与主观的羞感或羞感的冲突。
与最害羞的黑种女人相比较，穿着衣服的欧洲女人也生活在程度更深的客观羞感的环境之中，即使她是最不知羞的妓女。
不过这里的因素——它决定着这些羞感表达形式，它的变异可以使其同时发生变异，肯定是一种遗传继承的因素，这种因素只能通过混血，因而只能在世代更替和更大范围的遗传学的血缘关系的更替中发生改变；与此相反，传统只是继承既定形式的手段。
半人为的羞感表达形式的变化始终与自然表达的变化相联系，人为的羞感表达形式则与半人为的羞感表达形式相联系，这些将在后面阐述。
[5]
但是对于拘谨，也有一张很少被人正确理解的负片，它同样以活生生的羞感冲动与羞感表达形式之间的冲突为基础。
这张负片就是犬儒主义，即崇尚自然、坦率、放肆等极其“犬儒的”
形式。
与其说犬儒主义缺乏羞感，不如说它是一种自我欺骗：通过对羞感表达的一种纯粹故意的（有目的的）伤害（而不是通过一种表达上的纯属无耻的伤害），将已经确实或以为变得空洞的羞感表达形式的实际和非常生动的羞感反应，视为缺乏羞感反应和无耻。
于是，昔日的犬儒主义者通常在公共场合大小便、**，在穿着和生活上蔑视一切风俗；他们谴责婚姻，崇尚自由的爱情，尽管他们在自己的道德原则上恰恰高度赞扬坚忍的品质，竭力抨击一切只是为了满足情欲的东西，如一切奢侈，并且将清静无欲解释为主要的德行，正如他们自己过着托钵僧式的生活。
然而，所有这些现象和类似现象最终都是一种过分敏感的羞感的结果，这种羞感顽强地抵制给人以空洞之感的占统治地位的羞感表达形式。
十分羞涩的人的“故意放肆”
也正是同一种现象：羞感沿下述趋向被明显“冲淡”
，相关者出于羞感掩饰自己的羞赧（或羞怯），并且通过故意违反占统治地位的羞感表达形式（甚至违反自然的羞感表达倾向），人为地中断羞感的被体验过的传统表达倾向，自然的表达倾向同样包含着羞感及其表达的一切等级。
在生物等级上以及在与自然的表达方式的关联之中，自然的表达倾向——它以“犬儒主义”
之名取代更灵活自如的人为和半人为的形式——无非是露阴本能。
迥异于弗洛伊德的完全错误的假定：露阴本能是一种被保持下来的“羞感产生”
之前的婴儿期冲动，其实它完全以羞感（同时也以对羞感的同情的体验）为前提，它在羞感的基础上形成，只是表达着羞感的一种病态的反常行为。
但是，如果这种倾向以更精神化的形式，以言语和行为，以哲学、文学或艺术的描述表现出来，它就正好澄清了犬儒主义的本质。
在此，猥亵癖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相近现象，它总之与欠缺羞感完全不同。
犬儒倾向是一种发自羞本身的、掩饰羞及其表达的冲动，它将正常的表达行为——不管是通过反常行动，或是以人为的方式——引入甚至转化为无耻之“象征要求”
。
与它相反，猥亵行为不是发自羞，但是却指向羞——不管是自己的或是他人的羞。
猥亵行为确实指向对羞的伤害，或者更确切地说，指向伴随着这种伤害的令人震惊的反感的发生。
可是，“伤害”
在此绝不意味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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