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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来对之加以鞭策、劝勉的精英却总是在民族的某一隐秘的深处发育、成熟，随后才逐渐崭露头角的。
总之，当他们在社会上露面时一定不再是羽翼未丰的人物了。
除非他们使自己慢慢融入到在领导人物周围形成的“文化群体”
之中，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崛起。
我个人多年经验和观察所形成的坚定的信念是，在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今天，他们受制于我们新式的政府，而这新式的政府在其初期与德国人民竟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或许在数年之后，或许在数十年之后，这些今天正处于成长之中的对我们的文化持有太严格批判态度的精英才能够在现实和人生方面成熟起来，才能够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有益的作用，并且能够替换德国现存的临时政府。
当然，我们的民族在政治上所经历的这种再生不是破坏我们的先辈在魏玛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而是将关于德性的理想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性的内容注入到作为一种应急组织的政权之中。
形成这样一种精英的条件（能够直到今天都被确认的条件）意味着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对我们已步入其中的时代所具有的结构获得一个通用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对重新造就一个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俯视类型的方式获得一个通用的概念。
我说“时代”
并非仅仅指年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环境与人已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化，我使用“时代”
一词就是表明这一意义，这一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与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称之为“近代欧洲时期”
的时代中所划定的种种分期相比较，这一变化似乎比曾经导致了所谓“欧洲中世纪”
向近代过渡的这一根本性转化更为深刻和多样。
我们必须返回到基督教的本源，返回到日耳曼—罗马诸民族社会崛起的历史中去，以便为这种深刻变化找到一种相似的对应物；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躯、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
德国青年的一位领袖人物所作的下列评论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我们身上负载着一个关于人的理想的形象，但是，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形象，所以它不能成为我们可能效法的楷模。
然而，由于我们怀有这一真实形象，所以当某一个体在成长的自律性发展过程中显现这一理想形象时，它反而变得尤其明显。
尤其是在发生了深刻转型的时代，所有深层的人类期望，也包括所有的政治抱负，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这样一种神秘的甚至应该说是一种与人的死亡、世界末日、来世相关的那种人的理想形象所激动。
尼采，这最后一位德意志天才人物有意识地试图创造这样一种理想形象，并且将它与一种新的欧洲精英的观念紧密联系起来，他用他一直渴求的“超人”
来指称这种理想形象。
即使这种理想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了整个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请顺带想一下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这位孤独的诗人和思想家一方面用他惯有的那种带有怪异的晦涩语句来表达“超人”
这一概念，而且这一概念在他整个一生的思想过程中经历了我在此无法加以描绘的许多彼此间具有深刻差异的发展阶段。
在尼采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超人”
概念的最初形态（而且完全是末世论的形态）是指生物学含义上的一种新型的人，在尼采思想的最后阶段，是指一种在现存的人群中有意识地扶植和教育起来的历史性的精英。
尼采从过去的历史中征引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例子，但又补充道，这仅仅是些代表“机会和幸运的事件”
。
尼采思想发展的后期，他对达尔文及其总体进化论的批判（在许多方面，这一批判甚至在今天仍有价值）显得最为尖锐，超人仅仅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谱系的概念化象征，这种“新的价值谱系”
来自其对传统的、历史的“伦理标准”
的批判。
我不能对“超人”
这一理想形象的具体内容展开批判，我只能指出：这样的概念最具惊人之处也许就在于，它似乎并非能够被我们这个时代成长着的精英人物接受，并把它作为末世论意义上的人的概念。
我们必须彻底抛弃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形态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性转化的思想。
整个科学都是与这样的转化观相对立的，而且维护着下述观念（我这里不拟对此展开阐述）：人类最终被固定在其生物形态上。
当物种获得了一种更完善的组织形态并且使自己发生变异时，它再向前进化的可能性就相应地降低了（威斯曼），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再设想人类还会获得生物上的进化。
在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后的各个时代里，人类必定不会在其生物组织上经历任何本质性的变化。
种族的差异可能是自我驯化和文化的一种早期结果。
为人类和灵长类所共有的一种特殊的“精神”
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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