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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大大地修改有关人在宇宙中形而上学位置的那些理念，并尽最大努力把它和历史真实结合起来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就新的精英人物——当然包括政治精英人物与宗教、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所可能发生一些转型的形而上学观点作了陈述；此外，我还想就精英人物对教会信条采取的基本态度谈一些意见。
我认为，对于宗教和形而上学，政治精英人物可能有这样四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教条主义地信仰教会条文及其一切影响——不管是因为简单信仰，还是因为固执己见地对教会及教会法条文一律服从，他们都使自己完全变成教会中的一员。
第二种态度可用一个词组来概括，即“压垮无耻之徒”
，如苏联的政策，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一般来说都是如此。
第三种态度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态度；今天已由“法兰西行动”
和法西斯主义广泛地实践过了。
这里，政治家本人对宗教是完全持怀疑态度的，并暗中按权力原则行事。
表面上，他赞成宗教和教会，把它们作为驯服群众的工具或作为一种“民族神话”
，然而在事实上，他即使不嫌弃它，也还是对它相当冷淡的。
第四种态度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斯宾诺莎，再到歌德、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哈特曼（R.Hartmann）等所有古今伟大的哲学家对宗教组织与形而上学所持有的态度。
关于这种态度，斯宾诺莎阐述得极为清楚：“宗教是群众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是思想家的宗教。”
群众乞求着那些隐藏在各种图片和符号背后的东西，并对此敬若神明；思想家则选择一些纯粹的并可加以推理的成分，并带着虔敬的态度把它们上升到思想领域。
既然两者都牵涉到充满生气的精神活动，而且，只要如此，深层意义的一致性便能使这两种对终极价值的各自寻求状态连接起来。
对于持第四种态度的人来说，第二种态度是极端愚蠢的，因为某些宗教神话是从属于每一个民族的根本存在的，而“群众永远不会成为哲学家”
（柏拉图）。
至于第三种态度，则是一种让人讨厌的骗人把戏，它错误地把政治因素从人类整体中孤立出来、带给人类的只是进行过分解的宗教和教会自身。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必须说：今天的精英几乎完全不可能一方面站在完全赞成某种教会组织信条的立场上，同时却又能公正地对待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要求，而且还能确保防止对那些信条的歪曲，不仅仅维持着表面上的一致性。
例如，一些天主教团体就曾认真地讨论过魏玛宪法中有关统治德国人民的条款，是否并不直接与教会最高权威对该宪法的强烈谴责相矛盾。
我的信念使我相信，精英人物作为一个必须把今后的谐调引入正轨的团体，一定不能效忠于任何一种教会组织。
一旦涉及到有关宗教组织的价值和真实性时，这些掌权人物应站在精神和道德的最高层次，尊重伟大的信仰传统及教会机构，尽管制止信仰方面的各种争端，主张自由地交流意见。
而关于终极的形而上学观点，将不会像近几年的精英人物们所做的那样，只建立在路德、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也不会只建立在任何其他传统的基础上，而是应该包容宗教史上及形而上学史上所曾有过的那些完满的、不同的理解。
从根本处来看，精英人物会以过去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为榜样，按照他们的教导，从自身精神的自发力量中，从自己对世界及历史的经验中，得出对他们生活与行为的出发点——上帝、世界的看法。
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前提下，它首先会试着去判断，在教会的成文信条、对正义的看法以及教规之中，有哪些因素是与自己在考虑现实完满性时所得出的观点相干或不相干的。
与此同时，它将记住，有意义及精神价值领域里，一切宗教组织所具有的特点：图书符号和历史叙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与一些理性观念、概念以及具体的道德哲学相吻合的。
正如黑格尔曾恰如其分指出的，同一种“意义”
可能以宗教信仰的想象出现，也可能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出现。
关于在即将来临的时代进行谐调这一最高终极目的，关于对上帝、世界、人类的各种不同的形而上学理念进行谐调，我不多说了。
不过，我敢大胆地断言，即使是在这个最高目标的领域，我们还是能见到，所有国家的伟大思想家们与精英人物之间的一切基本见解都将日益（几乎是很奇怪地）趋于一致，尽管至今几乎还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大范围的谐调毕竟已全面展开了。
[1]舍勒在此造的这个词显然有意与尼采的“超人”
（übermensch）词相对。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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