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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托马斯学说的对象最初仅仅是神职人员中有学问的那部分人，其影响只有通过忏悔实践才能扩大。
但“自然的”
伦理—德行体系恰恰在这一实践中已在基督教特有的教诲面前大为后退，对此，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不容我们有丝毫的怀疑。
那时占统治地位的忏悔实践实质上并未与圣典的税金禁令（Zi）的精细解释相关；后期托马斯主义者如卡耶坦、[4]佛罗伦萨的安东尼乌斯（Antoninus）、锡纳的贝纳都斯（Bernardus）才把两者联系起来。
“理性的伦理”
通过与基督教的恩典—挚爱伦理彻底决裂才获得自身的推动力；这一决裂则是后来通过索齐尼主义、[5]新教神学和启蒙运动的现代自然法学说才告完成的。
只要教育还受祭司引导，自然的理性律法伦理就仍然在教育中起着显著作用，这当然是肯定的。
然而，这一伦理的意义和精神在这一方向上恰恰是下述有奖征答的解答：“我怎样既把颇有欲望、乐于享受的领主、又把迟钝懒散的手工业者培养成资本主义的企业主？”
——如桑巴特所言。
看来桑巴特丝毫没有给我们提供很靠得住的论据。
桑巴特从凯勒的论述出发，而凯勒的论述只是如下作法的一个典型证据而已：为了反驳斥称天主教与现代自由资产者的理想相比显得所谓“落后”
的指责，某一所谓“进步的”
核心天主教想好了最伟大的教会作家之一的画像。
这种颇受欢迎的做法是：把托马斯主义的上帝形象和世界形象之宗教的、神秘主义的部分统统砍去或抹掉，其目的在于保留能够适合当今德意志“官方”
天主教的三个典型形象（政治家、经济协会会员、学校教育大师）的东西；原则上，道德决疑论的次要部分被抬高为托马斯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思想，或者只着眼其细枝末节而完全忘记这一体系的精神。
假若桑巴特更深入地窥视一下他的担保人的工作间的话，恐怕就不会受他的暗示引诱了。
托马斯伦理学在《资本主义企业家培训教材》的特点面前不得不维护自己的两个普遍适用的特点：其一，严格唯智论的、冥思式的以及包含于中的古代特点，其二，有机的、基于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对人类社会之理解，即把一切人类社会理解为一种本质上稳定的秩序——人所处的等级和人之活动方式的秩序。
在这里，所有“意志活动”
都为冥思上帝、爱上帝效力，人类一切不安的终极目标在于安详地观赏上帝的伟大庄严，而不是某种“无限的追求”
、无限的完美——而几乎所有的现代人（如莱布尼茨、莱辛、浮士德、歌德、康德等）则都以此为最终目标。
托马斯伦理便必然取消尘世活动血淋淋的“认真”
和绝对分量，资本主义之人的一切活动方式才具有这种“认真”
和分量。
对善与法权的清晰认识能力隶属于“智力方面的”
品德；而“智力方面的”
品德在托马斯的学说中高于“实践方面的”
品德。
于是，整个社会就由祭司的、知识的贵族政体来统治。
且不究这一学说的个别命题，这一学说体系作为一种可能的学说赖以出现的世界观结构是：人类的一切劳动奋求都将在宇宙和自然的一种确定的、形式的、其核心是稳定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绝对界限；这是一种形式秩序，它同时也包括了社会及其环节，并不如所有现代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通过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活动才产生出来的。
婚姻、家庭、地位和职业就是由上帝安排的、不可变更的形式；一代又一代不断繁衍的个人犹如通过严格按建筑术建造的人类社会大厦的一道道大门在迈过这些形式，他们只是因时不时地变换自己的实证法权框架装饰而显出不同样子而已。
托马斯的见解是：rusticus［愚氓］必然总是rasticus，artifex［艺术大师］必然总是artifex，civis［平民］必然总是civis；红衣主教卡耶坦在评注托马斯著作时引证了这种见解，并反驳了对托马斯的如下解释：无论何人只要具有相应的品德和力量，就可以超越自己的地位。
如果桑巴特引用红衣主教卡耶坦的评注，那么，他应该知道，这一解释不仅严格合乎托马斯主义，不仅根本不是托马斯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而且从该学说的核心来看，也完全符合伟大希腊哲学的传统理论。
[6]这一解释说恰恰与资本主义的社会观点尖锐对立！
假若地位差别仅仅是实证的历史事实，假若地位差别并不是——照托马斯学说看来——“自然秩序”
和天国秩序在人群本身之天性、品德和力量方面不相应的映象，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天生的”
愚氓、艺术家、平民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变化可能性的一个无限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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