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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运动的领袖们在从内容上阐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时总是一致的：无论有没有计算的“主体”
，世界和心灵都绝不是复杂的机器；近代哲学的世界图景之核心只是合资产阶级经营活动目的的蓝图。
在他们眼里，世界拥有无穷的质量和活性，对于那些敢于超逾市民的实用目的虔诚、恭顺地献身于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会使他们年青的眼睛闪出惊奇的光彩。
但从社会学方面看，作家、艺术家、学者都会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对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他们在材料选择、风格、表现形式以及思维和观察的方法上（无论是追随市民类型的趣味和态度，或是与之抵触，都有一种不小的依赖性）都屈从于市民趣味。
因为，他们生活在市民圈子中，受其供养，或者，他们处于由资产阶级类型所掌握的国家文化机构内部。
他们逐渐顺从地认识到：精神和良心绝没有那么强大和自由，他们只得以某种方式（如果悄悄地、下意识地，就会更糟）哑然屈从于供养着他们身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脚下。
于是，更勇敢的人便引出下述结论：公理一：作为精神文化的某一作品的生产者，我欠经济社会的若少，则经济社会欠我所创作出的东西也少。
公理二：由于我不以我的创作生产为生，而我是这一经济社会的成员，所以，我有义务以一种与我的文化活动并行的方式名正言顺地养活自己。
我很清楚，从技术上贯彻这两条“公理”
的方式虽五花八门，但要么还很少有人践行，要么还没有开发出来（在别处，我会再来谈这事的技术方面）。
不过，我知道，这些公理在从事文化活动的青年们心中已火一般燃烧起来，它将炼就他们的意志和力量。
在社会环境尚远不如今天这般有利的时代，盖奥尔格[13]及其圈子最先出示了令人惊讶的伦理典范，它断绝了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如今，我们与盖奥尔格圈子相距甚远，在此不谈论他的艺术）。
当前，在艺术和学术中一系列类似的、由带强烈个人色彩的精神性基本态度联合起来的团体形态已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正在其中悄然生长。
这些团体必然会长期与正式的、官方的、献身于培育资本主义精神文化的机构保持距离（无论它们与从属于这种机构的个人关系有多好），直至这些团体也可以用自己的本质和精神去侵蚀他们。
这种类别的无党派的少数派断然拒绝当今官式文化群氓的支配范畴，拒绝作为“反衬”
而必然从属于官式文化群氓的群众界和新闻界的支配范畴；就真正克服作为文化制度的资本主义而言，只能指望这种少数派，而不可能指望在某些政党和利益团体之形成中发生的一切斗争。
因为，所有这些斗争都被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围浸着，而且，它们相互斗殴越野蛮，就越不可能对它们有所指望！
倘若我们没有弄错，所谓“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
也已开始碰到自己的内在边界。
这场进军不久前还使得袖手旁观者不识时务，他们要带我们去地球的背面，摆出一副“环视”
的样子，似乎那里还有一块尚未被资产者群氓弄脏的干净土地。
巴尔干半岛诸国、土耳其、埃及、伊朗，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等国中的某些阶层今天正竭尽全力去掌握欧洲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去掌握相应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经商方式，因而资本主义机制普遍化看来是近在咫尺了；然而，尽管如此，近些年来这些民族的更为高贵的代表们已知道，这种错误的所谓“欧化”
只能触及心灵和生命的皮毛，对与种族相应的、出自民族自身历史的精神性基本态度（在宗教、伦理、艺术中一切属于生命意义的东西）却依旧毫未触及。
当那必不可少的机制化过程完成几分之后、当由这一过程提供的全球各民族的外在文明联系完成几分之后，就会期待精神性基本态度去完成属于自身的新任务[14]。
这些国家中的佼佼者还知道：西欧作为信使把资本主义“精神”
作为自己最后的光束带给这些国家，而这一精神之根，就是说，在西欧的中心本身，这一“精神”
正在慢慢衰亡。
这些国家中都有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他们带着讽刺的微笑瞧着本土市民群众的欧化狂热劲儿，因为他们知道，正当自己国家的群众将为胜利、为自己的国家与欧洲一样实现了文明而欢呼时，朝他们迎面走来的“旧的”
欧洲此时却正在垮下去，正将让位给一个新的、更高贵的欧洲。
真正“年青的欧洲”
其时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现在，只还有南美国家的“有教养之士”
，以及一些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还相信：现代科学的进步（比如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将为他们解答形而上学问题，解答本土宗教所回答的那些问题。
这些“有教养之士”
相信我们欧洲的群众目前还相信的东西，相信我们先辈中受过教育的人大约一个世纪前所相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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