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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乏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问责制，教育领域的失职、渎职、滥权的行为就可能得不到有效、有力和公正的责任追究。
问责制是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问责”
，它强调应用多种问责方式，而不是单一的行政问责，并强调问责的规范和程序。
建立行之有效的问责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多种形式问责的法律制度。
问责制是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问责”
，它强调应用多种问责方式，而不是单一的行政问责。
我国传统上实施的“行政问责”
仅仅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校长、校长对教师的问责，忽视了学校内部教师和教代会、工会的问责权利，也忽视了学校外部如家长、公众、新闻媒体的问责权利。
应通过立法建立多种形式的问责，将家长或社区问责、教师和校长专业协会或组织的专业问责、行政或管理问责等问责形式引入教育问责，清晰界定问责的主体、对象、层次及相应的后果，从而加强对教育的监督和问责。
第二，确立公正、公开的问责程序。
正当程序是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
问责程序的缺失常常使问责过程出现许多偏差和失误，导致结果不公。
当前教育问责的实体公正难以确定，其根源在于教育计量和评价上的困难。
[37]教育问责的主观性比较大，难以令人信服。
因此，一个合理、公正的问责程序变得更重要。
问责制的“责”
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在现代社会，政治责任也应由法律规范，成为法律化的政治责任。
强化监督，重构责任追究机制，首先，要确定问责主体，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
问责制实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异体监督的畅通无阻。
要将问责成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家长、社区代表、教师代表、社会组织的职责或权利，对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校长、教师等在内的教育工作者进行问责。
其次，要明晰问责内容，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和问责对象。
即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在哪些方面负有责任，如在经济收支、学生教育与管理、学校专业水平、学生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接受问责。
[38]最后，要通过立法，建立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在内的完整的责任体系，细化各方责任并依法保障责任追究机制的落实。
目前，我国教育督导制度正不断完善，县以上人民政府都建立了教育督导机构，一整套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正在逐步建立，这也是问责制得以真正落实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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