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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学不仅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这些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家们看到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影响，更加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国外学校的发展。
其中许多人选择了比较性研究作为自己科学工作的对象，如艾萨克·勒·坎德尔、保罗·门罗，威廉·拉塞尔、乔治·斯·康茨等（美国），弗朗兹·希尔克、弗里德里克·施奈德等（德国），佩德罗·罗塞罗（瑞士）及其他学者。
普通教育的发展，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及其水平的提高，各种方向、类型和水平的学校的发展，改进教学和教育方法的必要性，这些给欧洲和美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共同性的问题。
有必要在国际范围内对教育因素加以认识，这一点促使各种区域性和国际性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
它们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国际研究所（美国，1923年）；从1925年开始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柏林中央教育和教学研究所的外国教育学和学校部；根据国际联盟的倡议，1925年在日内瓦建立的国际教育局。
国际教育局的任务和权限是：根据专门制定的问卷和调查表收集各成员国的教育情况；在教育机构和团体间建立联系；出版《国际教育年鉴》；发表著作；组织会议和讨论会；研究有关具体问题的建议；等等。
美国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年鉴》，德国用德、英、法三种语言出版《国际教育杂志》，直至1934年。
在欧洲和美国广泛采用了学术会议和讨论会，为了较深刻地了解各国的教育制度而进行的国外旅行、国际会晤，以及其他研究外国学校的形式。
比较教育研究逐步形成了特殊方法，扩大了它的实际任务。
比较教育领域的工作更深入了，目的性更强了，对教育进行分析时考虑到了该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条件。
这就有理由认为，比较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系列关于比较教育学理论问题的著作发表。
如坎德尔教授在《比较教育学研究》（1933）一书中探讨了比较教育学的定义、对象和方法，用比较的方法描述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和美国的教育制度。
分析这本书可以发现，它所做的比较分析缺少有科学根据的准则，宣传各种唯心主义理论，企图曲解苏联社会制度的实质并心存敌意地评价苏联的教育，这是坎德尔也是多数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家的特点。
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教育学、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教育政策和学校政策的反动实质时，强调了正确地从历史上阐明教育和教学方面的民主观点，探讨教育现象与国家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告诫工人阶级用教育实践中民主的、进步的事物武装起来。
根据列宁的意见，纳·康·克鲁普斯卡娅深入地研究了美国、德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瑞士的教育文献。
在流亡中，她访问了普通学校和其他类型学校，与中学生、大学生、教师、学者和学生的家长座谈，在这种了解学校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她得出了关于外国各种类型的学校对学生进行教学和教育的性质和方向的结论。
在《国民教育和民主》（1915）一书中，克鲁普斯卡娅开始对世界教育文献做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年青一代教育和教学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反人民性给予了尖锐的、有科学根据的批评。
在有关出版教育辞典的信中，克鲁普斯卡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和分析了外国学校和教育学的经验。
她在1916年写道：“《教育辞典》的目的是对各国国民教育情况有一个概述，同时应该报道该国真正典型的、有特点的、与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其过去的历史紧密联系的情况……对这一或那一国家国民教育事业现状的报道应该与该国国民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
这个历史同样地应当是理解教育学领域某个思想家或活动家的思想和作用的基础。”
[7]
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入分析资产阶级理论的观点非常重要。
根据她的倡议，一批苏联教育家研究了国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外国学者有关理论教育学和实验教育学的最重要著作被翻译成了俄文，《外国教育学通报》出版。
克鲁普斯卡娅是马克思主义者教育家协会的组织者和主席。
“外国教育学组”
的工作计划明确地指出了他们的研究带有比较性：分析当代北美、西方、东方的教育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教学法经验，以及一系列其他各种工作。
1930年至1931年的计划规定要研究儿童共产主义运动，国外共产党的教育政策，当代的社会民主制度（法国、奥地利、英国），德国和法国争取学校改革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合理化而产生的青年教育（德国和美国）等问题。
[8]类似的问题在克鲁普斯卡娅编辑的《走向新学校的道路》杂志上也得到了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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