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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家埃德蒙·金（E.J.King，1914—2002）比较客观，他持文化相对论观点，论述了主、客文化观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作用。
他曾经批判西欧文化中心的观点，他说：“至少从18世纪的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以来，准自动性‘进步’的观点在西方思想界一直是一个基本观点，这种观点对我们了解如何产生变革并不总是有所帮助的。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一旦人们从政治奴役或工厂田间的艰苦劳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进步几乎会自动出现。
因此，有些人把西欧教育或西欧文化看作许多小国和不发达国家可以追求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文化’顶峰。
或者……他们就不可避免达到美国的生活方式……”
。
[22]我赞同他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东方中心主义。
有些学者认为东方文化才是救世之主，特别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似乎要用东方文化来拯救。
这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
东西方文化都有可取之处，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为了做到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就要真正了解客文化的实质。
教育的文化研究也是这样，不能用哪一种教育模式作为研究的标杆。
正确处理主、客文化的关系也适用我国国内的教育研究。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研究民族地区的文化，研究主体就要充分考虑到和尊重研究客体的文化，要避免“大汉民族主义”
的文化观。
当然，要做到纯粹的客观性也是不容易的，正如埃德蒙·金所说的：“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科学的’研究中都带有主观成分——特别是研究像教育这种涉及个人的、和文化密切关联的东西。”
他主张在研究中两个主观都应该加入，即“在有关教育的辩论中我们自己主观的卷入；想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的人的同样主观的卷入”
。
[23]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教育现象时最好请客文化的研究者一起参加。
教育的文化研究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并不是持客观主义立场。
研究者本身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
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观念，也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在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更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来取舍，以便能融入主文化中，即所谓本土化。
但研究时对客体的认识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不带有主观性、片面性。
五、教育文化研究中的文献研究和田野研究
教育的文化研究为了真实了解某种教育现象的文化背景，最好的方法当然莫过于田野研究，也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正如萨德勒曾经说过的，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物上，也不能仅仅盯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而是要深入学校之外的街头、家庭中，去寻求“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
[24]。
但是这种方法对中国学者来说比较困难。
一是语言问题，中国学者一般只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在比较教育的跨国跨文化研究中，语言就是最大障碍。
欧洲学者比我们有优越性，他们能掌握十几门语言，许多原殖民地独立国家也都用欧洲语言。
所以他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比我们发达。
二是东西方文化差别太大，没有较长时期的生活经验，难以理解。
进行教育的文化研究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与已有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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