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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进行历史研究就要运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梳理该国家、该民族、该地区的有关文化历史资料。
文献研究要与田野研究结合起来，从文献研究中找到文化的源头和线索，用田野研究来验证文献中的真伪，起到互相补充、互相引证的作用。
历史遗承下来的文献大多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有时与实际有很大出入。
因此，鲁迅曾经提倡研究历史还需看看野史和杂记。
因为正史往往是“官修”
或“钦定”
的，粉饰太多，不可信。
野史和杂记自然免不了有讹传，但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真实情况。
[25]即使现在的一些文献，也有与实际相出入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应该是最权威的，但那些统计数据也都是各国政府报上去的，里面难免有水分。
例如，1990年美国布什总统提出要“重建美国学校”
，要建1000所新学校。
1991年，我访问美国时，问那里的教授，新学校建得怎样了？他们说，那是政治家的口号。
可见，文献研究必须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才能了解真实的教育现象。
总之，文化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
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的文化研究比较忽视，因此，对一些教育现象难以透彻地理解。
本文就是想抛砖引玉，引起研究者对教育的文化研究的重视。
[1]原载《中国教育科学》，2013年第2期。
[2]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史》，63～6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该研究成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于2004年10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5]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1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6]钱穆：《文化与生活》，1页，台北，乐天出版社，1969。
[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25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3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0]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5～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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