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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是求真。
2009年去世的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钱学森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大师的具体形象，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求真，一辈子不论遇到什么风吹浪打，都坚持追求真理不动摇。
我们现在的大学就是缺少这样的大师。
特别是近些年来，大学浮躁，为了排名、为了获奖，不惜粗制滥造，抄袭之风盛行，甚至有的大学校长都抄袭文章。
这真是斯文扫地，有失大学体统。
大学的失真是当前大学文化的腐蚀剂。
因此，要建设大学文化，就要还大学求真的本质。
大学的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带领青年学子开展科研、创造知识，还要以个人的睿智、人格魅力培育和影响人才，引领学界追求真理。
因此，大学的文化建设重在教师的学风建设和人格建设上。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不仅适用于北京师范大学，也适用于其他大学对教师的要求。
坚持优良的学风，反对学术腐败，已经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而且关系到用什么人格影响学生的问题，关系到大学的文化建设问题。
学术腐败有制度问题，也有个人学风修养问题。
大学文化建设与功利主义是对立的。
当然，办大学不能不讲功利，但不能成为功利主义。
在制度方面要改变急功近利的那种重量不重质的要求，改变那种“计件工资”
制度，对教师最好实行年薪制，鼓励教师坐冷板凳，出优秀成果。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向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推荐陈寅恪。
校长问，陈寅恪在哪里获得的博士学位？梁启超说，没有学位。
校长又问，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没有著作。
校长说，既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怎么能当大学教授？梁启超说，要说著作，我的著作可算等身，但我这些著作抵不上陈寅恪的几句话有价值。
于是陈寅恪就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国学大师之一，名垂青史。
所以说，做学问不一定要出多少书，更重要的是要有真学问。
在学风建设方面，学校领导要带好头。
学校领导要重视学校的学术研究，建立学术核心。
这就要依靠教师，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
如果学校领导是学者，也应该融入教师的团队中，不要与教师去争项目、争奖项。
现在许多评奖都变了味。
就拿教学优秀成果奖来说，我曾担任过三届评选委员会的副主任，我记得当初国家教委设立教学优秀成果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鼓励第一线的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要像奖励科研成果一样奖励教学成果，因此当时鼓励奖给教师个人。
第一届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物理教师，第二届的一等奖获得者是上海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的一位数学教师，都是奖给教学工作突出的教师。
但是近几年来变了味儿，申报的大多是校长牵头的所谓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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