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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科学性表现在教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尽管这种规律有时难以捉摸。
由于影响教育发展的可变因素太多，难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密测量，所以长期以来，比较教育学者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教育的发展总是难以奏效。
例如，过去教育经济学者认为，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是最高的，近些年来却发现，还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比较高。
正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组织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编著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一书所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捐助者都把高等教育置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地位。
在我们看来，狭隘的和误导的经济分析促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与投资于初等和中等学校相比，对于大学和学院的公共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要小，并且高等教育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教育越来越重要。
正如上述特别工作组在该书开篇就指出的：“通过两年多的研究，特别工作组在集中讨论和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更多更高质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将会发现自身越来越难以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
最后又强调：“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需。”
[2]这种观点的转变是通过各种可变因素得出的。
其实，20世纪80年代的观点也未必就是错误的。
一个刚刚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恐怕应该把主要投资放在中小学上，否则缺乏优质的劳动力，发展经济是不现实的。
但是，知识经济的迅速到来，教育外部因素变化了，发展教育的策略自然也应该变化。
这种变化是带有规律性的，是可以预见的。
比较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
而且，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发展瞬息万变，比较教育工作者就要关注并研究这些变化对教育的影响，预测教育未来的发展。
以上是从教育发展的宏观上来讲的，从教育的微观上来看，更有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可以研究。
近几年来脑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人的认识过程、人的能力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见解。
重新审视传统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提出新的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是各国广大教师关注的焦点。
比较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也不是无所事事的。
比较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比较各种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的异同，更要研究哪种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在何种背景、何种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
比较教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比较教育借鉴别国经验的时代已经过去，借鉴别国经验是现代化的理论，是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也是比较教育落后之所在。
现在要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消解现代化理论，用后现代主义来审视教育，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教育当然也是多元的，因此无所谓借鉴。
我无意在这篇小文章中来评论后现代主义理论，我只想说明，任何学科都有两种研究，一种是基础研究，另一种是应用研究。
比较教育也不例外，比较教育的基础研究可以是对比较教育定义的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国际教育的调查与分析等。
比较教育的应用研究就是借鉴，就是为我所用，没有必要把教育借鉴与教育多元化对立起来。
事实上，没有教育的多元化也就用不着借鉴，正是因为彼此不同才需要借鉴；而在当今国际化时代，没有借鉴也就没有发展。
后现代主义是主张创新的，但创新从来都是在多元文化的互相冲突和互相学习中产生的，从来没有毫无基础的创新，没有半空中掉下来的创新。
比较教育工作者如果想为自己国家的教育发展做点贡献，那就要认真研究别国的教育，吸取一切有益的经验，为本国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
当然，这种借鉴并不是照搬，而是在对本国的教育和别国的教育研究透彻的基础上进行，就像人体器官移植那样，使别人的器官能够融入自己的机体，成为自己机体的一部分。
现在人人都提倡对话、交流，先不说对话的目的，对话的结果必然是互相了解、互相学习。
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这一点恐怕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
比较教育是靠借鉴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之所以衰退，正是因为忽视了教育的借鉴意义。
正如已故比较教育学家霍尔姆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有趣的比较教育研究是如何被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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