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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而在信息社会，更强调交往、共享和反馈，人类的反应、选择和决策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对人的主观性进行分析。
这种主观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的主观性；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参与教育过程的人）的主观性。
人们普遍承认前者的存在，只是对它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的观察，甚至推理，总是受到文化偏见的影响。
金对上述第二个方面感兴趣，即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理解，或者教育现象对他们所具有的不同意义。
实证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教育事实”
及其关系，而不是这些事实对主体的意义。
在比较教育中，我们如何才能理解文化上不同的他人呢？或者如何才能共享他们的观点呢？金的回答是：“我们确实有必要尽我们所能，抓住人们内在的思想。
我们必须尽可能学习他们的‘生活语言’，这是比照字面学习他们的语言更加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的条件作用和所关心的事情。
对事情的轻重缓急，我们必须尽可能和他们具有共同的认识，这只是为了体验文化的冲击，知道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他们的思想一样）只表现一种文化的相对性而没有绝对的价值。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真理’，这种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就会和逻辑中的任何代数练习一样安全可靠。”
[91]可见，这种研究的基本策略是：努力学会跟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一样的行动和思维，把他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等“内化”
。
我们认为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已经达到“真理”
？对具体的研究来说，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哪一个是对的，也许只能请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主体来评判。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研究的意义又何在？二是能否找到一种用于“内化”
的较为经济的方法，因为不可能有大量的研究人员长期生活在外国文化之中。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传统的“民族性”
概念，以及霍尔姆斯的“四个模式”
是比较有用的，起码可以是“内化”
的辅助工具。
当然，我们期待着其他方法的出现。
金的比较分析的具体操作技术是从背景、概念、制度和操作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各国的教育的。
金特别强调比较教育在指导教育决策和发展方面的作用。
然而，除了人文主义的因素之外，准确理解他国教育与改革本国教育两者之间并无密切的逻辑上的联系。
它更有助于指导研究对象国的教育改革与决策。
实际的教育借鉴未必发生于对外国教育的准确理解。
在跨国教育合作与交流中，为了解决诸如各国之间的学位和证书的等值问题、欧共体各国的专业人员的流动问题，以及在课程内容上消除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内容等方面问题，“内部观点”
是不可缺少的。
由于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跨国、跨文化教育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因此，“内部观点”
亦越加重要。
当然，共享的技术与途径也更加丰富多彩。
金的比较分析的主要目标是为教育决策服务，然而，他对完全可靠的规划表示怀疑。
他接受了卡尔·波普尔的试错性和零星（或逐步的）社会工程的观点，强调我们要不断地从现实中获得反馈和不断地重新分析和检查决策，并做出新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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