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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学生就是学习如何做八股文，至于内容，也就不求甚解了。
鲁迅曾经在短篇小说《五猖会》中描写过他小时候父亲逼他读《鉴略》的情景。
他深刻地批判了旧教育的教育方法。
他写道：“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
‘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
‘生于太荒’呵！
……”
[5]我也有这种经历。
抗日战争初期，我正上小学，日军把学校破坏了，没有学校可上，就念了一年私塾。
读的是《大学》，至今只记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几句，那时候根本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初中语文课读《孟子》，也是不解其意，只是死记硬背。
民国时期尚且如此，民国以前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传统教育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灌输知识的结果，不解释求知的过程，也就是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熟读“四书五经”
，还要背诵各家的诠释。
做文章也限于“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不研究实际问题。
陶行知先生批评这种教育是“死”
的教育：“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6]
这种经院主义教育方法对中国教育影响至为深远，今日的教育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它的影响。
当然，关于背诵也有不同的主张。
朱熹就曾主张，先把经书熟读，然后慢慢领会理解。
现在也还有人主张幼年背诵一点古书有好处。
好像杨振宁先生也曾说过，他很得益于年少时候读的《论语》《孟子》。
我认为，年幼时，记忆力强，背诵点古诗词、中华美德格言很有好处，不仅能够提高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而且能提升人的思想品位。
但是，这种背诵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不能把死记硬背作为一种学习方法来提倡。
死记硬背的经院主义教育方法只能抑制个性，培养奴性，不可能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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