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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教育制度，从而对中国传统教育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对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述。
这里借用他们的资料来说明教会学校给中国教育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
第一，教会学校带来了西方的学校制度。
中国传统教育只分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
小学大多是在家庭或家塾中进行，学习识字和简单的洒扫应对的知识。
到了束冠的年龄，一般是15岁就入大学，正式学习“四书五经”
，然后参加科举考试。
严格来说，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学校教育体系。
教会学校把西方学前教育直至高等教育的一套学校制度都搬了过来。
首先开办的是小学，自1839年开办玛利逊小学开始，至1926年，据教育专刊《圣教杂志》第6期统计：全国有教会小学男校2048所，教内（即信教的）学生57877人，教外（即不信教的）学生10356人；女子小学568所，教内学生22111人，教外学生5288人。
19世纪40年代，外国传教士办起育婴堂、孤儿院、慈幼院，收养孤儿。
这些机构并不属于教育机构，而是慈善事业，但在中国也是一种新的教育形式。
至19世纪80年代，外国教会又在中国沿海地区办起学前教育机构，最初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叫“小孩察物学堂”
。
传教士林乐知解释说：“泰西蒙学，始于幼稚园，亦称察物学堂。
小孩未读书之前，先使察物，就其目所能见，手所能抚，耳所能闻之物，皆使记其名字，及其造法、用法。
故至读书识字之时，能收驾轻就熟之效也。”
[8]这里介绍了学前教育的宗旨和方法。
这是我国有学前教育机构之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向中国内地扩张，他们认为在中国已经站稳了脚跟，开办小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故而他们又逐步开办起中学堂。
他们办学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地传播福音，培养教徒，而是企图在中国社会培养一批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和领袖人物。
首任中华教育会会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说：“教会学校的建立的真正目的和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
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
[9]大多数教会中学是从教会小学戴帽增加班级而成，如登州文会馆前身就是登州蒙学堂。
育英学堂、贝满女学堂、潞河书院等都是中国最早的中学。
教会学校的兴起，激发了洋务派办学的热情。
洋务运动原是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出来的。
中国人最初对西学的认识就是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使用的坚船利炮。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向西方学习呼声的高涨，清朝廷中一些洋务派官僚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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