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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华期间，做了许多次讲演，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
这些讲演经过整理，随即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有的汇集成册出版。
如著名的《杜威五大讲演》（在北京的讲演）、《杜威三大讲演》（在南京的讲演）、《平民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等。
中国留美的杜威的学生也是传播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主力军，如胡適、陶行知、陈鹤琴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是杜威的亲传弟子。
他们不仅邀请老师来华，而且陪同他到各地讲演，亲自担任翻译。
他们还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宣传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如1919年，由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五个单位共同组成了新教育共进社，出版《新教育》月刊，主编蒋梦麟，也是杜威的学生，胡適、陶行知、郭秉文、姜琦等均为编辑代表；1921年12月，他们又与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即为陶行知，杜威列为名誉董事；又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和学生联合组织平民教育社，并出版刊物《平民教育》等，竭力宣传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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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创办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
杜威在中国讲学的同时，其他欧美学者也纷纷来到中国，介绍和宣传他们的教育思想。
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罗素（B.Russell）于1920年10月应江苏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的邀请来华讲学；192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务主任、教育史专家孟禄（P.Monroe）应实际教育调查社之聘，来华调查实际教育等。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前一阶段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同。
前一阶段中国教育理论界尚不成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模仿，很少有自己的创造。
而在这一阶段，中国教育界已渐趋成熟，有了自己的教育家，他们不是简单地照搬杜威的理论，而是受到杜威教育理论的启发，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创造。
如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
、陈鹤琴倡导的“活教育”
等。
陶行知把他老师的教育原则倒了过来。
杜威提的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
陶行知则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说：
“教育即生活”
是拿教育做生活，好教育固然是好生活，八股的教育也就造成八股的生活。
“生活即教育”
，从根本上可以免除这种毛病。
“生活即教育”
，教育极其广阔自由，如同一个鸟放在林子里面；“教育即生活”
，将教育和生活关在学校大门里，如同一只鸟关在笼子里。
“生活即教育”
，是承认一切非正式的东西都在教育范围以内，这是极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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