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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我国科学很不发达、课堂教学方法十分陈旧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篇既有科学价值，又在教学上很有实际意义的教材和学术论文。
鲁迅为了编好讲义，总要查阅大量书籍，尽量找到一手材料，把所讲的问题搞得清清楚楚，从不含糊其词。
鲁迅研究小说史，自日本回国以后就开始了，他广泛地搜集资料，细心地抄录并加考订，之后辑成《古小说钩沉》一书，打破了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
后来到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为了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这本教材，他走遍了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校阅了上千种原始资料，做了详细的笔记，有时为了一个字的不同，要考察好几个版本。
正如鲁迅所说的：“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
[336]因而除写成《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外，又将所集史料中的一部分辑成《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
鲁迅看书，并不迷信古版珍本，但凡是能够找到的书，他都要找来查阅比较，以辨事实的真伪。
据周建人回忆，鲁迅住在绍兴县馆补树书屋和八道弯时，满屋子都堆满了小说和碑帖。
正是这样辛勤的劳动，才换来了高质量的教材和教学效果。
鲁迅把讲课、编讲义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
他对小说史的研究就是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典范。
鲁迅说过：“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
[337]小说向来被统治阶级及其文人所鄙薄，更没有人去研究它。
鲁迅却选择了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作为研究的对象，在大学里开讲中国小说史，并编出了《中国小说史略》，对历史上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做了言简意赅的卓越的评述，并对鄙视小说的成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篇章。
鲁迅做学问从来不迷信权威。
他没有多少钱买书，更没有珍藏善本，但凡能搜集到的各种版本都要拿来比较，对前人论断不确切的地方，都大胆怀疑。
关于《三藏取经记》刊印时代的争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清朝遗老罗振玉被认为是研究古籍的权威，他认定《三藏取经记》是宋刊本。
鲁迅根据事实分析认为它疑为元刊本。
这一下触犯了日本的所谓“支那”
耆宿德富苏峰。
他自恃藏有《大唐三藏取经记》的珍本，用滑稽轻薄的论调来讥讽鲁迅。
但鲁迅不畏权威，写文章一一加以批驳，并坚持文史研究中的科学态度，反对以“单文孤证”
来断定一种史实的错误方法。
收集资料还只是做学问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用正确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这些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出正确的结论，使读者确实有所收益。
鲁迅编的讲义或者做的演讲，总是把科学性和战斗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做到古为今用，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
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
政变以后，广州市教育局举办夏期学术讲演会，请鲁迅去讲演，这分明是对鲁迅的一种试探。
但鲁迅决然地接受了这次“邀请”
，做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
鲁迅利用这个机会，借古讽今，一面讲述学术问题，一面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镇压共产党的罪行，使听众受到教育。
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总是精益求精。
他对《中国小说史略》就曾经修订过多次，而且不断地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加以改进。
1930年修订之后，《中国小说史略》在观点和资料的掌握上都又有提髙；以后由于战斗的需要，鲁迅忙碌得无法再修改，“只能自叹有心无力了”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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