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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华东师大擦肩而过好几次。
第一次是1949年，既考北师大，又考复旦大学的教育系，结果复旦大学发的通知晚了，我已经到了北京了，就擦肩而过。
如果留在复旦大学，后来肯定就会来到华东师大。
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们学教育的有三个人，（要被分配到）北师大一个，华东师大一个，东北师大一个，我刚好又被分到华东师大。
但是因为我爱人被分到北师大，她也是学教育学的，我们回来以后就结婚了，我就留在北京，就到了北师大，这是第二次擦肩而过。
1988年，教育部曾经一度想让我到华东师大来工作，那时候我已经60岁，我说不行，我年纪太大了，要是小10岁我就来了，又一次擦肩而过，三次擦肩而过。
从苏联回来至今，我就一直在北师大工作。
1957年北师大教育系到师范学校建立了实习基地（教育系的学生要实习），我又到师范学校兼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
1958年“教育大革命”
，我校教育学教研室主任王焕勋教授到北师大附中当校长，当时他点名要我去帮助他工作。
本来是帮他搞一段时间（一个暑假），结果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把我留下了。
这一留就是四年，在北师大附中当了四年的教导处副主任。
1962年我回到北师大，在教育系一直工作到1964年。
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研究外国，要知己知彼。
过去我们很封闭，一面倒，学习苏联，除了介绍苏联的教育经验，对其他国家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后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重点大学成立约40个研究外国的机构。
其中北师大成立了四个研究机构，分别是外国教育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
华东师大也成立了一个外国教育研究室。
当时就把懂外文的人，包括一些从美国、英国回来的老先生，调到研究室。
我作为党培养出来的一批年轻人之一，也被调到研究室。
所以从1964年我就开始接触外国教育。
其实我本来是搞教育基本理论的，没搞比较教育。
到了外国教育研究室以后也没搞什么，就是搞一些资料。
特别是一些老先生外文很好，他们很有学问。
像陈友松教授是老一辈的先生，我回到北师大以后他是教育系的副系主任，我当过他的助教。
但是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
，后来不被重用就派他去搞资料。
我们说他是一个“活图书馆”
，你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知道。
陈友松老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如果在世的话今年已经100多岁了。
“电化教育”
的名字就是他起的，1932年在苏州教育学院，就是他提的“电化教育”
。
这位老先生很有名气。
在我们那里有好几位这样的老先生，但都是搞搞资料。
1964年年底，国家搞“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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