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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终身教育的认识较晚，我给大家讲一段故事，说一个笑话。
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相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恢复我国的席位。
1974年我国正式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
我作为教育方面的顾问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时根据“**”
中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去“反帝反修”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和联合国大会一样是一个马拉松会议，长达50天（现在为了节约经费，已经缩短到20天）。
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在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月以前就集中学习，阅读有关材料。
当时我负责教育委员会的材料。
教育界就我一个人。
那届大会刚好要制定教科文组织中长期教育规划。
有关教育的提案有100多条，提案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美等国家提出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普及初等教育，扫除文盲，并要求立项援助。
发展中国家很穷，文盲很多，儿童没有受教育机会，要求立项。
第二类是发达国家，要求关注青年的失业问题，为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立项。
关于成人教育，我还有所认识，如我国扫盲、业余补习学校（职工学校、农民夜校）等。
但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成人教育也有所区别。
我国的成人教育往往是学历补偿教育，为没有上过学的工农补习文化，达到小学毕业、中学毕业的程度。
西方发达国家的成人教育主要是岗位培训、继续教育。
至于什么叫终身教育，却从来没有听到过。
周围的教师也都不知道什么是终身教育。
于是按照当时的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认为，既然终身教育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发达国家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终身教育肯定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于是在分委会讨论时，我就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提案，而对终身教育就置之不理。
等到表决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立项，我就高高举手；对于终身教育的立项，我也不敢反对，因为不了解，只好弃权。
当时阿尔巴尼亚还是我国的盟友，其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常常转过头来看我，看我举手他就举手，看我不举手，他也就不举手。
在会议期间，法国教育部部长在凡尔赛宫举行隆重的招待会，在互相交流中，有一位澳大利亚代表问我，中国是如何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
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
我说：“我们中国没有人失业，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中国农村有广阔的天地！”
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但当时自以为立场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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