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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白银时代”
思想家的复归是历史发展所召唤出来的，是现实需要使然。
当今俄罗斯到处弥漫着民族身份认同危机、民族性格再认识的危机，而俄国文化在苏联解体前后出现了普遍的认同危机即信仰危机。
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十月革命前的旧俄思想遗产，企图寻找“白银时代”
俄国思想与今天的继承性联系。
“白银时代”
思想家的思想遗产就是这样被召唤到历史的现场来的。
而在十月革命前诞生，生存持续到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即奥波亚兹，同样也是“白银时代”
美学探索的产物。
[9]
迈克尔·F.伯纳德-多纳尔斯（MichaelF.Bernard-Donals）在其所著《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巴赫金》中劈头向我们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审美产品，这种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知识？其二，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著作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什么帮助？换言之，“美学知识如何才能具有社会意义；如果文学分析可以影响或改变人类社会关系的话，那么这种改变的性质是什么？巴赫金的构思——即其所谓的‘社会学诗学’（sociologicalpoetics）——既是对语言如何构成社会体制所做的分析，也是对审美对象如何以独特方式形成着社会体制并因此也会以独特方式介入被这些问题所决定的空间中来”
[10]。
事实上，很早以来，就有不止一个两个学者注意到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问题。
在俄苏语境下，第一个向俄国输入现象学鼻祖胡塞尔思想的，是“白银时代”
思想家之一的施佩特。
在“白银时代”
思想界，施佩特是唯一一个非但不属于宗教哲学家阵营，反而与之论战不休的独立思想家。
古斯塔夫·古斯塔沃维奇·施佩特（1879～1937），是胡塞尔的弟子，是现象学在俄国最大的代表人物。
著有：《阐释学及其面临的问题》（1918）、《话语的内在形式》（莫斯科，1927）、《语言与思维》（手稿）。
他还是俄国阐释学与符号学的奠基人。
施佩特是哲学系精密科学，而非道德和世界观学说的主张者。
在他看来，俄罗斯思想无法成为哲学真正的基础。
他曾担任隶属于俄国社会科学协会下属的科学哲学所（存在到1930年）的所长（1921～1923），并曾吸引许多著名学者参与其研究工作，如谢·列·弗兰克、伊·亚·伊利因、格·伊·切尔帕诺夫、瓦·瓦·维诺格拉多夫以及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亚·亚·勃格丹诺夫、亚·米·德波林、列·伊·阿克雪里罗得及一些青年才俊。
施佩特在20世纪20年代以研究俄国哲学史著称，写有：《赫尔岑的哲学观》（1921）、《历史哲学视野中的拉夫罗夫人类学》（1922）、《美学断想》（3卷本，布拉格，1922～1923）。
除此之外，他还研究人种心理学和语言哲学。
施佩特关于作为文化代码的话语是一种“语言意识”
以及他的阐释学方法，都被与奥波亚兹关系密切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所继承和发扬，其言论常常被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所引用。
嗣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也继承和发扬了他的思想。
而在布拉格学派发育过程中，施佩特的弟子尼·谢·特鲁别茨科依和罗曼·雅各布逊起过十分重大的作用。
在俄国，经由施佩特介绍进来的胡塞尔现象学思想，首先影响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即奥波亚兹，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又一次不得不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
的确，诚如加里·莫尔·莫森认为的那样，“把巴赫金撇开来叙述俄国形式主义就会大大地误解这一运动的本质与目标……”
[11]
就是在与形式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太成功）。
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马克思主义解决语言理论和语言史的方法。
这妨碍对形式主义所提具体问题的解决，争论中只停留在重复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论点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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