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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巴赫金是否信教，但即使不把其全部著作都看作是一种封闭的神学，其作者也完全有可能信教。”
[42]事实上，由于苏联早期对包括东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采取坚决取缔的态度，历史上一直以信奉东正教为国家信仰的俄罗斯人，被迫使自己的信仰由地上转为地下，被迫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而同时在心灵深处保持其东正教信徒的虔诚之心。
按照一些权威人士表述，苏联时期这类明里不信教，但暗地里笃信宗教的知识分子，所在多有，其中就包括阿克梅派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
巴赫金的情形即有类于此。
爱泼斯坦也指出：“宗教无意识远非仅限于先锋派作家，它最强烈地决定着下述作家，如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如米哈伊尔·巴赫金和阿列克谢·洛谢夫这样的理论家创作意识的结构，他们全都并未就宗教问题发表过言论，而且明显避免发表言论，但却按照‘被删除的’和‘被排挤掉的’宗教体验和启示的方式结构其艺术和思维世界。”
爱泼斯坦继而写道：“例如，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显然无论如何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理念无关，虽然有一点显而易见，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многоголосие）与其基督教聚议性、同情和赎罪问题、普遍罪孽和责任问题的观点（‘相互担负’）有着内在关联。
而巴赫金受启示于他那个时代尽人皆知的布伯[43]的著作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
后者把对话当作是人与上帝相互关系的最初方式，因为只有上帝是最初的和永恒的‘你’，人在他面前将自己定义为‘我’。
我们可以推断巴赫金在其著作的苏联版里不可能公开宣布其思想的宗教语境。
但其为数众多的晚年笔记及其与友人和学生们的谈话同样也未能提供任何有关巴赫金宗教信仰问题的直接证据。
我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深刻地渗透20世纪文化的否定神学，而其精神只有在苏联无神论中，才找到了最野蛮的体现形式。”
[44]
当然，巴赫金在继承俄国宗教哲学学术遗产的同时，对之也不乏扬弃。
巴赫金坚持认为我们的自我无法了解自己，因为人类的心理注定只能从一个外在于个人心理的他者角度出发，才能认识自我的真相。
移情似的角色换位非但不足以认识自我，反而可能会失去自我。
加里尔·埃默森指出：“巴赫金在坚持这一点的同时，把自己的‘哲学人类学’与俄国东正教哲学家们（索洛维约夫、洛斯基、弗兰克、弗洛伦斯基）的教导——他们的学术还说不上是敌视个性人格，但却倾向于把终极的青睐给予集体社团或和谐社团，给予万物统一学说和聚议性——分隔开来。
而对巴赫金来说则相反，他更加青睐于他者（другость）和异者（инакость），理想的综合总是在后来的分离和强烈的差异中被预告的。”
[4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假如基督在真理之外，而真理也的确在基督之外，则我宁愿跟从基督，而非真理。
巴赫金如何展开这种对位式的对立呢？我想他肯定会以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基督可能会显得“更真实”
，这大概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浪费如许多的力量好去理解基督，得到过如许多的各种各样的“答案”
在其内心，他不得不一再回到同样一些他喜爱的寓言如此深刻地衡量它们的价值，以至于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或被想象或基督以自身为例加以“证实”
的，对他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了。
因为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最终的问题以及使我们的生活产生价值的问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我们向谁去求助，以及第二，需要多长时间。
例如，我大概不会问“我究竟是谁”
这样的问题，——这实质上是一个不要求有回答的悖论——而是会问“我要成为一个人物得需要多少时间”
？你选择怎样一个他者来和你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并且采用一种什么态度对待这个世界？老实说，这本身就是个严肃的问题，也是真理的实质所在。
由此可见，巴赫金是在以自己特有的完全是对话式的方式来对待真理和宗教信仰问题的。
可以确信，在地下俄国东正教会的活动中，他是一个积极的信徒。
20世纪20年代他曾在讲座中讲授康德和宗教，他的思想从来就不是无神论的。
但如果我们把他的全集当作一个整体的话，则巴赫金似乎在说：我所需要的是在精神上活下来，而其他所有人所需要的，却是上帝的信仰是未必需要的。
……“不是上帝，而是任何一个人的邻居”
，这才是他强调的重点：“在两者（指对话——加切夫）都以我的名义聚集起来时，我就在你身上”
：爱你的邻人，你就会认出上帝……在巴赫金对聚议性的理解中，每个人都不是往上看，往天上看，也不是往前看，或往祭司身上或诵经台上看，而是会相互瞩望，认出上帝的神性放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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