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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第二个句子便足以揭示两人在思想上的一致性：“诗歌中不存在着与形式分离的内容。”
艾亨鲍姆在给古列维奇的信中评论这句话“非常深刻、非常重要、非常耐人回味”
。
弗兰克的多元本体论以及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对它的接受，启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观念革命。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弗兰克就曾为柏格森哲学所展现的前景而兴奋。
他致力于把柏格森的多元主义应用于当代问题领域。
针对俄国形式主义与弗兰克的思想渊源问题，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形式主义者们是在主观唯心主义土壤上生长起来的。
只要略为浏览一下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报刊就会看出，滋养着形式主义者们的精神营养究竟是什么了。”
这段话虽然出之于贬斥的口气，这是时代的风气使然，但其精神实质却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分外加以注意的。
艾亨鲍姆从弗兰克身上找到了用以回答别林斯基公民派的方法，从而使文艺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弗兰克的多元本体论可以为文学的自主独立性论证，可以使文艺学摆脱自由派知识分子史，而别林斯基和文格洛夫则反之。
“为此他（艾亨鲍姆）保留了别林斯基传统的演化方面，但为了在具体历史时段将文学和作为动力的历史的相互关系观念实体化，他在文学史中应用了弗兰克的多元主义。
他以此提出，创作在作者的意识中是在一种相互关联的形式中进行的。”
在对阿赫玛托娃的研究中，他把阿赫玛托娃不是看作自我表现或抒情体自传，而是看作在诗意感受和19世纪浪漫主义传统的相互影响的一种结果。
柏格森断言：在人的意识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在一种共时态状态下相互影响的。
弗兰克将这一观念应用在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中。
艾亨鲍姆则从弗兰克那里借用了这一历史演变之轴，将其用于文学。
艾亨鲍姆的历史意识也与弗兰克密切相关。
弗兰克认为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的边界，而艾亨鲍姆则说现在是一段时间间隔。
在关于莱蒙托夫论著的前言中艾亨鲍姆写道：“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行为，因为这一形式早已暗中潜藏在前此时期中的形式中了。”
在《文学的日常生活》一文的开端部分，艾亨鲍姆就阐述了他的历史观：“历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复杂相似性的科学，是一种需要具有双重视力的科学：过去的事实被我们当作意义重大的事实而分辨出来，继而被纳入一种必然而且总是以当代问题为标志的体系中来。
就这样一些问题被另一些问题所取代，一些事实被另一些事实所遮蔽。
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是借助于过去事实的帮助来研究现在的特殊方法。”
[79]这里所说的“双重视力”
意味着研究者要同时既观照过去也观照现在。
有关艾亨鲍姆知性演变的过程，可以说有下列特点：他忠实的多元本体论非常符合他的才能——文学史家和文学作品分析家的才华——的特点。
格奥尔基·维诺库尔早在1924年就在对艾亨鲍姆20世纪20年代的评论集《透视文学》（Сквозьлитературу）的书评中这样说：“我们面前有两个艾亨鲍姆：时而是航海家艾亨鲍姆，时而是木匠艾亨鲍姆……当他是个批评家时他会大刀阔斧地奔驰在俄罗斯诗歌的海洋里；而一旦成为文学史家和学者时他便会专心致志地作木匠活儿。”
[80]这也就是说他身上集合了共时态和历时态这样两种极性思维的特征。
艾亨鲍姆认为意识到问题的外延和内涵是正确进行科研工作的前提条件。
历史与文学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一些对方所不具备的特点。
但无论是艾亨鲍姆还是特尼亚诺夫都并不真地相信文学可以完全独立于历史。
德米特里·米尔斯基对艾亨鲍姆运用弗兰克思想的结果作了如下评论：“这一与传统有别的历史主义使艾亨鲍姆十分接近马克思主义，使其与马克思主义接近的还有不可征服的和蜕化的教条主义。”
理论应当先于认识。
彼得·斯坦纳（PeterSteiner）推断道：“在方法多样化的标志下，或许存在着一套形式主义文学观建基于其上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在历史动力学之外研究历史事件，并且将其作为个别的、‘永不重复的’、封闭在自身内部的体系来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与这些事件本身的性质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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