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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要求我们在把文艺当作宣传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把文艺当宣传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文艺的主要或根本功能。
他以俄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茶炊为例说明这个道理。
他说茶炊本是用来煎茶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无妨将它当榔头用，也就是抓住茶炊嘴来敲钉子。
人类一旦处于如战争这样的应激状态，那么，事物的用途便会被迫改变。
什克洛夫斯基自述他本人在战争期间，苦于驱寒无计，就曾用钢琴生火，把地毯浇以食物油或直接撕掉读过的书页来点火取暖。
当时他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末日，干什么都有一种这是“最后一次”
的感觉，所以，无论读书还是写作，都有一种“灭此朝食”
的气概。
但把茶炊当榔头，把地毯、钢琴、书本当劈柴，这都不是物品本来的直接的用途，应当把这当作例外。
在非常时期这样做人们可以理解，但在平常时期就显得匪夷所思了。
什克洛夫斯基俏皮地说：“我们不能从茶炊便于敲钉子的角度来看待茶炊，也不能为了把火烧得更旺而写书。”
[14]
什克洛夫斯基反对采用行政命令手段来干涉艺术，主张给艺术以更大自由，反对人为干涉艺术的发展进程。
他对各个文艺团体为争夺文艺领导权而进行的混战，采取了超然物外的态度。
实际上，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艺有文艺的内部规律，要想领导文艺就必须懂得文艺的规律。
针对以上所说的那种争夺文艺领导权的现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幸，是我们为艺术制订法则却不知道艺术是什么？”
[15]什克洛夫斯基在此的言论实际上是实有所指：在当时的语境下，出现了好多违背艺术法则和规律的做法，例如举办创作学习班，鼓励工人集体创作等。
迄今为止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文艺创作是个体劳动。
民间口头文学的产生方式是不可以违背科学法则而在创作实践中予以贯彻实行的。
其实，在俄苏文学史上，反对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文学和管理学术研究，可以说古已有之。
按照洛特曼的记述，伟大的罗蒙诺索夫很久以前就称这是“学院里的陈旧痼疾和不幸”
，即由行政部门来管理科学院，而学者们在他们手下反倒像是无关紧要的附庸。
科研需要行政管理，但科研的本质是创造性的，而非行政管理性的。
[16]
当时，为数众多的艺术团体和流派，都认为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武器。
这种观点的逻辑前提是内容首位论，以为有了革命的内容，就必然会有革命的形式。
或是以为在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之后，人们的意识自然便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从而意识的内容也会自动得以更新。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文学形式问题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多数作品在艺术上还显得相当幼稚。
奥波亚兹在当时，与“谢拉皮翁兄弟”
的观点比较接近，实际上后者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谢拉皮翁兄弟”
是苏联文学团体之一，它把奥波亚兹视为自己的导师。
该组织成立于1921年的彼得格勒。
名称取自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同名小说集。
该团体的参加者大多是世界文学出版社翻译讲习班的学员，其主要成员有弗·伊万诺夫（1895～1963）、左琴科（1895～1958）、斯洛尼姆斯基（1897～1972）、隆茨（1901～1924）、卡维林（1902～1989）、尼基金（1895～1963）、季洪诺夫（1896～1979）、费定（1892～1977）等。
扎米亚京（1884～1937）、什克洛夫斯基以及艾亨鲍姆、特尼亚诺夫都曾在此执教。
他们被学员们视为自己的导师。
1922年隆茨在《文学纪事》杂志（第3期）发表了《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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