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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派与生俱来的一些毛病，似乎也不成其为毛病，而是灿烂如桃花了。
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的初期，全国上下全体人民都为建设社会主义宏伟大厦的理念所鼓舞，各派知识分子也都精神奋发，斗志昂扬地积极热情地投身于新文化的建设工作，恨不得以一日百年的速度完成资本主义国家长达百年才走过的历程。
在全民的政治意识都具有“左”
的倾向的当时，事实上奥波亚兹和列夫派们除了喊出比别人更高的口号以响应“时代的召唤”
外，其实并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
正如什克洛夫斯基在其调皮的学术随笔里所说的那样：时代不会犯错，犯错的只能是个人。
在一个跨着正步行进中的连队里，一个人不跟全体队伍步伐一致就是错误。
即使全体的步伐错了，你不跟紧大伙这本身也是错。
跟全体一致错的也是对的，与全体相左对的也是错的。
对错的决疑问题事实上早就被多数少数的问题给暗中取代了。
早期奥波亚兹的出版物和文字，就带有不可磨灭的时代的特征。
巴赫金-梅德韦杰夫在其对形式主义学派的虽不无批评，但却又极其公正的评价中，正确地指出，把形式主义学派在1916～1921年的出版物当作严格的学术著作对待，就意味着蔑视历史。
[20]的确，要把俄国形式主义的过甚其辞放在适当的历史背景中去，我们就必须和梅德韦杰夫一起，认真地领会一下艾亨鲍姆在其具有总结意味的论文《形式主义方法理论》（1925）中的下述一段文字：
在与（诸如意识形态和折中主义——维克多·厄利希——原注）传统斗争和论战的岁月里，形式主义者们将他们的全部力量凝聚起来，以明确地论证构造手法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而把其他一切都纳入背景中去……形式主义者们在与其反对者们的激烈斗争中所陈述的许多信条，很大程度上并非严格的科学原则，而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以悖论方式予以加强了的口号罢了。
[21]
在很大程度上，俄国形式主义在其早期阶段中的强烈的夸张做法，应当归咎于一个年轻的批评流派竭力想要不惜任何代价地把自己与其先驱者们区分开来的自然而然的好战习气。
把早期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逊有欠缜密的夸大其词归咎于未来派想要令平庸的公众感到震惊的传统，同样也是十分公正的。
奥波亚兹们也和当时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故意奇装异服、言语怪诞的未来派一样，为了能达到使人震惊的目的而不惜一切手段，确乎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
尽管如此，奥波亚兹论著刺耳的语调并不仅仅只是未来派喧嚣胡闹的一个回声而已。
与后者不同，它还反映了一代人身上的特征，或更正确地说，是反映了一代人的精神气质。
在1916～1921年那样一个战争与革命频仍、充满动**和变故的岁月里，在那个各种思想激烈论争的大市场上，一个人想要使自己的声音能够被人听到，那就必须大声疾呼。
[22]巴赫金晚年也提到，形式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提出了艺术的新问题和新侧面，并说任何“新的东西在其发展的早期，即最富创造性的阶段上，向来表现为片面的、极端的形式”
[23]。
这也正是所谓“矫枉”
必须“过正”
。
但未来派和奥波亚兹的关系并非总是那么风和日丽，一平如砥，亲如一家，毫无龃龉。
而到1928～1929年间，奥波亚兹和未来派的变体——列夫派——的关系，由最初的紧张到松弛继而到彻底决裂，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观点的歧异，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我们习惯于用奥波亚兹代称整个俄国形式主义运动，这种用法本身也是历史形成的。
因为“在同时代人眼里，其中也包括在马雅可夫斯基眼里，彼得格勒小组和莫斯科小组[24]尽管有着很大差异，但仍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除此之外，众所周知，许多奥波亚兹分子都同时参加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活动，反之亦然”
[25]。
这一点我们从什克洛夫斯基的早期著作如《感伤的旅行》、《汉堡账单》等文字中也可以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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