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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所以伟大，是因为普希金伟大。
艾亨鲍姆认为苏联官方批评就建立在这一等号之上。
它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继承了这一同一律，并且一切都从此出发。
苏联批评建立了这样一些同一律，把普希金这样伟大的俄国诗人当作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合法化的来源。
正是这样一种一元论，成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即形式主义者奥波亚兹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的语境。
艾亨鲍姆心目中的多元本体论文艺学是一种超个人的诗学和文学史的建构，就此而言，应该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表述的文学史观庶几有些类似。
艾亨鲍姆的多元观念与20世纪许多思想家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处，如本雅明。
就总的趋向而言，艾亨鲍姆的多元主义理念是犹太人同一倾向的一部分。
在对他和他那一代人极其严峻的关头，艾亨鲍姆屡屡跑到柏格森和弗兰克那里寻求论据，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不能为了一元论而牺牲多元论。
这是他信守终生的信念。
平生只有一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面对公众宣示了自己的信仰。
多元主义之所以受到犹太人的衷心拥护，是因为他们几乎是本能地认为只有多元主义能给他们以真正的文化平等权。
所以，多元本体论差不多成为所有犹太人共有的思维特征。
形式主义者捍卫社会多元主义的意义在于社会多元论可以导致文化容忍和宽容，从而保证他们能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而这是他们的父辈所无法享有的。
其二，他们把多元主义当作科学认识论的基础：苏联如果接受多元主义，就可以保证他们的职业自主性。
也就等于承认文学与历史存在根本区别，从而不致让历史观向文学领域蔓延。
形式主义者与行政方面的关系（经由与拉普等派别的对话）不能被描写为唯美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而是多元主义与一元论的原型式冲突。
20世纪几乎所有犹太思想家，如弗洛伊德、德里达、布卢姆等，都具有多元主义的思维特征。
在弗兰克的思想中，对于区别性特征十分看重，这给了奥波亚兹们以很大启发。
而弗兰克之所以否定同一律也是因为它排除了区别事物之可能。
正是在弗兰克的影响下，奥波亚兹们发展了他们重视差异的美学和重视二元对立特征的诗学分析精神，如艺术与非艺术、诗语与非诗语的二元对立。
艾亨鲍姆在其对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中，就总是从女诗人诗中的二元对立（感动的、崇高的可怕的、尘世的；朴实简洁的复杂真挚的；狡猾的风流的、卖弄风情的；愤怒的僧尼的恭顺）戏剧情感内在超越……等的对立入手进行解析。
可以认为，这样一种方法不仅为其他奥波亚兹成员如雅各布逊所采用，而且，也是奥波亚兹的后继者们所热衷采用的基本诗学特征之一（如洛特曼）。
艾亨鲍姆之所以花费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精心研究托尔斯泰，与他的特殊身份有关：作为一个边缘人，一个父亲是犹太人，而母亲则为俄罗斯人的学者，艾亨鲍姆竭力想要把自己同化于俄罗斯多数人的族群意识中去。
看似是学者自身选择的，结果却是时代趋势所使然。
“研究托尔斯泰符合艾亨鲍姆的双重自我意识：犹太父亲之子和东正教母亲之子。
这种研究工作使他得以在备受尊重的俄国文艺学界占据一个崇高的位置，使他得以实践犹太人的思维方式。”
然而，期望官方会实行一种多元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不啻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
在俄国史上沙皇赋有不受限制无所不届的权力这一理念，可以说由来已久，早在伊凡三世征服诺夫哥罗德的1478年，俄国政权就已开始很难接受社会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
从那以来，历届沙皇政府都对犹太人的权利实施严厉限制，对其实施强制性同化的政策，并且无法容忍他们作为异己的存在。
这种情形在苏联早期以及苏联存在的全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它构成了书写奥波亚兹命运的潜在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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