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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坛风气呈现“一边倒”
之势的当时，艾亨鲍姆敢于“顶风”
为奥波亚兹科学美学追求勇敢辩护，敢于起而与正在蓬勃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敢于张扬一种与时代风气截然不同的声音，这种理论争辩的勇气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
今天，在以巴赫金为代表的对话主义业已深入人心的语境下，艾亨鲍姆的抗争似乎不足为奇，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真理只有在思想论争中才能呈现，没有论争，没有争辩，也就等于摒弃探索真理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科学真理的求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谁也不拥有单独拥有最终真理的唯一特权。
科学的求真态度要求人们从不同途经出发探索真理，而不是预先妄下断论，专断地剥夺持不同意见者的探索真理权。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我们的探索真理之路，并非沿着一条直线前行，而毋宁说是在走着一条曲曲弯弯、崎岖坎坷的艰辛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跋涉的人们，谁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方法和途径就一定能抵达理想乐土——迦南，因为这是一条无法预见目的地和终点何在的路，所以，科学的求真态度要求我们开放探索真理之路，允许各派人士从不同途径求索科学之真。
两个世纪之交的科学发展向我们展现的前景告诉我们：终极真理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它的被发现似乎已被推延到了无限久远的未来。
如果我们专断地封闭探索真理之路的话，那这个远景还将变得更加缥缈、更加遥远。
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把我们放置在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惊讶地发现，21世纪的人类居然站在一个由过去的理性主义价值被瓦解后形成的思想的废墟之上，人类的思想要在这一“原现实”
基点上重新起步。
这是科学面临的尴尬，也是我们不得不认可的一个思维的困境。
科学发展史更多地不是走着一条肯定之路，因而往往不是时时在回答“真理是什么”
，而是在告诫我们“真理不是什么”
。
因此，科学的求真方式更多地非出之于肯定句式，而是在以“试错”
的方式曲折地前行。
我们与其说是在不断地求真，不如说是在摸索中“试错”
。
我们探索的全部真理价值也许就在于此，即告诉后来者：此路不通。
因此，科学的昌明需要倡导科学探索的多元主义，即允许人们犯错，允许人们说错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倡导法国大革命中的理性精神：我不同意你的见解，但我要拼命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艾亨鲍姆在为自己的探索权辩护时会这样写道：科学的存在靠的不是确定真理，而是克服谬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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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文坛，却不啻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以艾亨鲍姆为发言人的奥波亚兹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环境究竟如何了。
艾亨鲍姆以后的人生之路似乎也隐隐折射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的特点：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被迫退居文坛边缘，被迫放弃理论著述而转入传记小说创作和版本校勘学。
1958年，身心备受摧残，经历了妻亡子丧之人生恨事的孤苦老人艾亨鲍姆，仍然毫不倦怠地为捍卫文艺学严谨的科学标准和崇高尺度而努力拼搏奋斗着。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突发心脏病猝死，走过了一条充满悲剧意味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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